在画什么上多费心思使我几次大失所望
只希望用我的颜色和结构使人坠入梦乡

我画这几幅画，从开始到完成，碰到的几个几乎都是技术问题。回想起来，当初并不知道主题是什么，也没有去想这个问题。最先进入想象的是结构。像《西部》组画是在去川西北的路上（那是我要去体验生活的地方），这种哑铃式的结构就出现在我脑海里了，很突然。那时我还不知它有何意义，回到学校我没忘记这个结构。等把它勾成了稿子，我才意识到除了它，再没有其他能表达我对那一地区的整个感受的东西了。还有《灯光下的两个人》是抄自己的两张静物画的结构，我觉得那结构挺不错，就把它搬出来，差不多一样，只是把静物中的两个空酒瓶在大画上变成了两个人。两幅画就这样画起来，都没有经历刻苦的构思过程。等上了画布，面对形象出现了许多一开始没有的联想，那是我历来的认识，有一部分一串串地从画面浮现出来，不很强烈地重演了一遍，我把它误认为是我的主题了。后来觉得往作品上加种种含义是观众的习惯，观众有自己的经历，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各种各样戏剧性的解释。这些解释一般跟画家的本意是相距很远的。自从受正规教育以来，一贯是在形象里寻找意义，这次却很怠慢，没有把形象放在重要的位子上。我把《西部》组画里的两个人完全当成风景在画，《灯光下的两个人》是把人物当静物画了。刚有这种倾向时还挺紧张，到发现整个的形象都成了我借题发挥的东西时，反而坦然了。反省起来我实在不喜欢戏剧性的玩意儿。就在这时我找到了主题，不是在形象里，而是在造出形象的一笔一画、结构和色彩里。我想这是基本语言，只要有组织能力用它便能谈话。多年来不论是读画还是自己画，能令人振奋的也是这些东西。其实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本身是否够味儿。就像一道菜，只是样子好看，意思不大。从塞尚的结构中可以闻到一股浩然正气，一种尊严的帝王之风。他表现了自己。可画的只不过是普通的风景和人的肖像。还有许多大师的作品也都是这样教导我的。这次创作没在画什么上多费心思。玩弄构思，让人心灰，经历了几次深刻的失望后，就不再看重它了。让我费心的是方法。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话不是凭想象能确定的了的。《西部》组画是个试验品，反复很多也没明确一种令自己满意的面貌。《灯光下的两个人》就顺利些，一骑到底，只用了四天工夫。这是在第一次翻来覆去在技术上给了我很多教训后画的。我想：一种面貌是在经验中诞生的，单凭观念并不能产生面貌。当经过调色板时，我发现在画布上呈现的已不是西部的感受了。我没想到会是后来的效果。画家的观念不同于一般人的观念。对生活的看法本能的感受不是画家特有的，画家独有的是语言，是技术的直觉，所以画家的观念应该是纠缠在一笔一画、色彩、结构里的。以往依据的观念是一种价值的选择，而非本能的，并没有为观察打开通路，所以格式显得没有力量。《西部》组画没有采用辉煌的颜色，基本上是素描，是因为我无意间感受到——色彩的因素刺激感官。它的力量有限度，我有意减弱它是为突出刺激精神的形，实在的我们不能过每一种办法的瘾。我第一次就限制了色彩的出面。语言的简单明了有个好处，看起来比较清楚，修理起来也不容易乱套。改画的过程中自己也吃不准怎样才能变好或变糟。只能放到画布上看。有时自己小满意的几下子留着不动，也就拒绝了其他东西出现的可能。语言明了有个好处，就是可以专心琢磨不多的几条线和色，我的两幅画最后都偏向直线，我觉得它有悲剧味。我很少理睬痛苦的曲线，因为在我的禁言中很少有它明确的影子。第一次看到罗素费奥体兰诺《耶稣卸下十字架》时，他的线给我的震动不小，这是整个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幅画。作画也好，看画也好。应该是品每根线、每块色的味。过去有段时间瞧不起基本功，觉得那是在低年级该解决的事情，实际上是对画的认识问题。话到一定时候就凭它了，作品是否优秀全看它的深刻程度。基本功也可以说是根本功夫，其实不是初学者的事情，而是画家后期的事情，它是认识的依靠和赖以生存的东西。当老师看了《灯光下的两个人》时说：“差一口气。”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补这口气，我的气已经用尽了，只到这一步了，几年之后也许我能看出那口气缺在哪里。我相信，一种面貌是画家的内心写照。《西部》组画和《灯光下的两个人》可以说是我目前的状态。我以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不需要心怀杂念去刻意追求。作品的成败多半靠技术。我至今看到埃尔格列柯的《巴拉维西诺像》仍激动不已，还有更久远的一些作品（那是无法考察的年代里的产品），也感到亲切，可我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感人至深的是天才的结构，造型的手段和色彩的非凡组织。在我看来画没有那么复杂，只要面对自己的调色板做最实在的事情，便能把握内容，便能成为好画家。只要是一个好的画家，在技术上都有着深厚的教养。虽说近一批胡作非为的大师们有点肆无忌惮（不是说他们多少都有笑骂尽由人的风度，而是他们使人们相信缺点里也有真正的价值），但他们的技艺是无可指责的。就凭这一点，他们蛊惑了人心。我这次创作，希望用我的几块颜色和结构使人坠入梦境。为此我做了努力，但我唯一的收获就是技术上给我的教训。


发表于1985年《新美术》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