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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绍基:我是一条蚕

作者: 巫鸿 2016

当梁绍基说“我是一条蚕”的时候,他用这个不能够再简单、再精确的陈述总结了他几十年的艺术实践和他对艺术及艺术家的理想。

很多画册把梁绍基的作品称作“装置”,这个毫无性格的技术语汇不但对于说明这些作品毫无帮助,而且完全曲解了它们的性质。其实,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些作品和“装置艺术”的常规定义做一比对,我们便可看到它们毋宁说是构成了“装置艺术”的反题(antithesis),因此也扩大了当代艺术的概念。我们手边的词典经常把装置艺术解说为“艺术家对人类日常生活中已消费或未消费的物质文化实体的艺术性的选择、利用和组合”,但是梁绍基既不以现成品为主要材料,也不通过对它们的重构和改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个造物者般的形象创造者,在这一点上他和古典大师相似。但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质问和重铸“艺术家”和“艺术品”的概念,因此进入了当代艺术的领域。

面对他的作品,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这些作品到底由谁创造——是梁绍基还是那些人类称之为“蚕”的昆虫幼虫?有人说艺术品的最终目的在于表达艺术家的生命和感情,那么我们在这里感到的首先是蚕的生命,从黑点密布的蚕子到软弱蠕动的微小生命到贪婪吞吃桑叶的洁白躯体,随后是一个神秘的转化:蚕体渐趋透明而化为纯洁的银丝,随着蚕头有韵律的摇摆把自己裹成蚕茧,或覆盖在任何物体上将其转化为光亮的表面,最后留下“丝尽”后的黝黑蛹体。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个生命转化中蕴含的挣扎、痛苦和升华,而这一切都成了梁绍基作品的感情和哲理的底蕴。

于是梁绍基说:“我是一条蚕”,因为他的艺术创作和他对艺术的感情和思考,都已经了无痕迹地化入了蚕的自我创造和升华。这个“化入”不是突然事件而是源于近四十年的生命积累:从1988年《自然系列 No.1》以来的几百个计划,无一不是通过他与蚕的合作完成,但视觉效果则越来越复杂,涉及的思想、哲学和美学的领域也不断地扩展和重叠。这里面有触目惊心的《命运》,有沙沙细雨般的《听蚕》,有反观宇宙的《云镜》,有富于禅意的《补天》。人们可以在其中感受到世界和文明的最初相遇,自然和人文的磨合与互动,宗教与哲理对生命的反观,以及权利政治和个体欲望之间的永恒张力。从一个意义上说,“我是一条蚕”是对唐代诗人李商隐(813–858)的名句“春蚕至死丝方尽”的个人化和主体化。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我是一条蚕”是对海德格尔(1889–1976)的哲言“诗是一种还乡”的视觉展开。梁绍基曾经引用过海德格尔的这句话,把他在《自然系列》中的诉求表达成“对‘诗’的仰望”。确实,不管他的作品指涉着何种更为具体的主题——是宇宙哲学还是国际政治——它们都是诗,是艺术家和自然一起书写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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