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瀚如和皮力给此次讨论会确定的主题是“从不同的全球地方立场想象当代艺术的未来”（Envisioning the Future of Contemporary Art, From Different Glocal Positions）”，很具有文化现实性。它启发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思考当代艺术“位置”和“定位”。“不同的全球地方立场”意味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地域的艺术实践者对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的积极回应。可以说，这两个词语重叠的“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不仅是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关于文化“混杂”（hybrid）讨论的具体延伸和扩大，而且也反映了我们对面临的诸多挑战性文化问题的预设。因此，我想把“媒体艺术：新事件”置于这四个方面中来简要地论述：关于现代性问题；对文化空间的再评估；媒体艺术与新事件；全球地方化的态度。

一、 关于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Modernity），显然是一个复杂、难以界定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拉丁文“现代”一词作为宗教词语产生于10世纪末的欧洲，后扩张到广泛的文化领域。正像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在《反美学》（The Anti-Aesthetic）一书中所表明的那样，作为一种广泛的观念形式“现代性”（Modernity）指的是人类在知识领域内的进步和发展，它是一个源于启蒙时代的文化合法性的工程，它包含了科学、道德、艺术等范畴的整体的理性化建设。
1863年，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描述的“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事件”，是“从短暂中抽取永恒。”显然，波德莱尔表述的现代性仅仅具有变动的特征，而没有一种明确的立场和态度。其实，现代性还包含了批评的态度，它怀疑同一性和客观性的概念，怀疑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解释的最终根据。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释义。显然，现代性包含了这样四种历史进程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即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这些领域的具体特征表现为，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形成，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分化和分工，宗教的衰落与世俗文化的兴起。可以说，现代性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它自身就充满着矛盾和对抗，而且社会现实与文化之间就总是存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从实践经验看文化和美学意义的现代性与社会意义的现代性总是矛盾和对立的，而文化运动在历史上也总扮演了反叛的角色。
有人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有人认为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有人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也有人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我们都无法避开现代性这个议题。然而，现代性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那么，关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尽管现代性产生于西方，并对中国的现代化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保持其显著的独特性，是西方理论的模式难以充分解释，中国当代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的不是完整的整体问题，而是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复杂性。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贫富差别、东部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发展存在的明显差别，就是同一个大城市的内部，也存在着城区中心与城郊之间也存在差距。在中国，人口流动也反映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不确定性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在城市间的流动，导致了以往没有关联性的社会群体会在同一城市中发生各种出乎意想不到的联系。因此，中国遇到几乎与其它的发展中国家相似，对发展中国家都市化进程产生困扰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不平衡，二是大多的资金和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中，三是城市内部一小部分富裕阶层与大多数人民大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经济差距。这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二、 对文化空间的再评估

由于现代性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它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全球地方”就是一个生成的新空间，以往单一、封闭的空间被今天跨边界的融合或混合空间所替代。因此，历史的终结论被空间的终结论所替代。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很多观念，尤其是历史的终结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强调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一个终结。历史有一个终结点。这种历史观、时间观、进步论的概念一直主宰到19世纪，甚至到20世纪，这种时间的观念还有市场。比如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一个历史终结论，即世界历史的发展终止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说，终止于美国的这种民主制度，这就意味着历史已终结了。后来所谓的发展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内小小的修补而已，而不可能再有更进一步的历史发展了。当福山的历史观刚一出台就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批判的角度和原因多种多样。今天，人们面临着一个特殊的时间和空间转换背景，这肯定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此，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我们就更容易理解，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被当代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威里奥（Paul Virilio）的“地理的终结”所取代。
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线性的时间观和进化论被质疑和抛弃。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对空间的关注，对空间的迷恋，取代了对时间进步论。60年代以后，空间变化是基于非殖民化运动，民族国家的出现开始替代了我们长期所说的对时间、对历史、对未来、对进化论的强烈关注。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它们不是以发展速度作为国家的绝对考虑，不是将无休止的发展作为目标；相反，民族国家主要考虑领土边界和地缘政治，尤其是考虑发展中的空间的可持续再生产，同时考虑各种各样的空间冲突，如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关于文明冲突的论述。文明冲突实际上是空间政治的冲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对文明空间和地缘空间的关注，已经取代了民族国家内部单一历史进步论的关注。而生态空间的关注同样取代了对发展速度的关注。生态空间，正是在这个大的空间转向的背景下而成为一个经济、文化、政治问题。
对于“空间”问题，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中认为，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许多社会空间。的确，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社会空间……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空间消失。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态的“容器”，相反，当代众多社会空间往往矛盾性地相互重叠和渗透。列斐福尔精辟地把空间划分为三个层面，全球化空间、都市空间和国家化空间。虽然他没有明确涉及全球地方空间概念，但他的空间划分对于认清空间的普遍性与空间的差异性以及彼此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我看来，空间总是处于“动态”、“可变”、“重组”和“重叠”的关系，它也就具有更为复杂性和多样性，比如“全球地方”的空间，既要顾及全球化的问题，也要涉及区域性的独特性。我想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的《全球城市》研究很有启发性，她把巴黎、纽约和东京三个典型的全球城市的现象看成既具全球性又具地方性，是全球性与地域性的互补关系。其实，福柯在1976年就预示了20世纪的一个空间时代的来临。他在Of Other Space一文中认为，“我们处于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我们所体验和感觉的世界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相互联结、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网络，而更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经由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We are in the epoch of simultaneity: we are in the epoch of juxtaposition, the epoch of the near and far, of the side-by-side, of the dispersed. We are at a moment, I believe, when our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is less that of a long life developing through time than that of a network that connects points and intersects with its own skein）。因此，这种交融和渗透的全球地方空间把今天的艺术家带入了新的视野和分析的领域。
今天的空间是由两个世界重叠构成：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国家是主要活动者；一个是多中心的世界，以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种族等为主要扮演者，表现为扩张和流动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是胶着的形式，又是独立的形态。因此，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还发现一个中间地带的现象，它是由移民社群、移民、流亡者、避难者和迁移者组成的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和语言发生互动时，就产生了概念化的结果，例如，人种混交、语言融合等理念也就产生了。当然，人类学家阿君？阿帕度莱（Arjun Appadurai）强调的全球文化潮流的互动性集中概括为五个层面：种族层面、媒体层面、科技层面、金融层面、思想层面。这无不对我们认识和理解世界很具有启发意义。

三、媒体艺术与新事件

在今天的文化空间中，根据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的解释，“新事件”意指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人们的思维或观念与（事件）之前不一样了。在这个意义上，新事件实质上包含了政治学的意义，偶然性、非连续性和不确定性的事件影响或改变了人们的立场和态度。这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表现的更最为明显。例如“9-11事件”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艺术家与变化的事件的关系是什么？
尽管如此，“新事件”还被纳入到个人对社会现实和政治学的讨论，它最终仍被看作整体的文化之一，文化与其说是一组事物，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组具体的实践。因此，“媒体艺术——新事件”囊括了概念、观念、感情、归属感。在斯图尔特-霍尔在其著作中很清晰地论述道，“语言是具有特权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共同进入语言才能共享意义。所以语言对于意义与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它总是被看作种种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主要载体。”
保罗？维威里奥（Paul Virilio）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现实组成，而是两个现实组成，即真实和虚拟；没有模拟，而只有置换。”（We are entering a world where there won’t be one, but two realities: the actual and the virtual. There is no simulation, but substitution.）  
今天，后现代文化反映了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社会特征。在电视、时尚、广告、电影和视觉艺术中，新技术的引入和传媒的扩张不仅改变着视觉文化的内涵和形式，而且还促进了人的认知方式，媒体就是信息，媒体也是连接现代社会差异的枢纽。因此，媒体艺术不仅再现我们的现实世界，而且生产（置换）了另一现实世界。
正像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的那样，在仿真时代中“时尚中美与丑可以替换，政治中的左与右可以交换，物品的有用与无用可以交换，所有意义层面上的自然与文化可以交换”。（Commutability of the beautiful and the ugly in fashion, of the left and the right in politics, of the true and the false in every media message, of useful and the useless at the level of objects, and of nature and culture at every level of signification） 。图像的仿真已经超越了真实，更重要的是它把艺术从图像学提到了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它的非物质性使得它所表达的一切观念和态度都是基于不同的社会语境和不同政治意识，所以 可以被质疑，模仿和重复。
今天，媒体被看作是中性的，它是传送和调节人类关系的中介。在文化漂移中，媒体艺术更易于重构我们变化的世界。
电脑空间（Cyber Space ）现在已经可以“重建”我们曾经失去的浪漫理想和难以想象的神秘世界。它不仅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空间，而且还在改变着我们对历史的沉思和想象。媒体的集合性语言就是编码（code），可以理解为一种视觉语言和符号系统，也是社会关系中日常生活话语的技术隐喻。
媒体艺术从复制现实到空间生产，不仅提供了变化发展中短暂瞬间里人和事件的证明，而且还给人以新的情感关照方式。比如说，数码媒体（数码摄像和数码照相）已在大众生活中融合，它具有真正开放和民主意义的媒体。它使最广泛的人文关怀成为可能。在编辑技术上，非线性的剪辑方法，拼贴性和互动性形成了对公众的亲和力。这些技术手段将时空并置和凝缩，强化了媒体的情感韵味。现代的艺术方法使情感韵味在解读上更为丰富，更具有可能性和延续性。数码摄影或录像改变了传统摄影关于“真实”的概念，虚拟真实已经被艺术家实用化和流行化。它重新诠释摄影的内涵，历史记忆可以被不断地利用和再生。 同时，它在技术上的优势使“挪用”、“拼贴”和“解构”的文化理念在艺术实践中得了充分发挥，即通过判断、提取和编排，再造了一个全新的图景。
虚拟和现实可以借用这些生动概括性的联系来描述。网络链接中，对话的空间打破了传统的三维的理念。不同语境，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甚至相互矛盾的话题和图像都能熔化在互动的关系中。在这样的关系里，艺术家无穷尽地编织未知的可能性。形象语言被再造，新的关系也就被建立，于是就产生了新的意义。不真实的被看作真实的，一整套无意义的意义被广泛传播。就像鲍德里亚所认为的，交流的幻象得到了传播，它比真实性更为真实。新媒体则充分展现了这些理念。所以，电子空间模糊了经典体制造成的亚群体之间的界限，在代码中建构了新的主体。因此，我们生活在现实的美学幻觉之中。
因此，作为2002年第二届汉城国际媒体艺术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我受邀策划了中国部分，选择了三位中国新媒体艺术家，以不同的方法探讨了新媒体与文化的关系及新媒体与社会问题。比如，在缪晓春的“春节”（Spring Festival）中，他利用了C-type color print的方法将艺术家怀旧的乌托邦（utopia）理想与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想象的西方“古典”文化并置，这种并置不是赞扬而是反讽，讽喻了文化转化的冲突和对现代性的误读。而女艺术家曹斐的DV录像“滑动”（View on the Move）从跨文化的视角再现了变化而动感的复杂世界，生动地整合了时空、历史、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流行文化的元素和符号，重塑视觉文化的崇高，给人以幽默而轻松的快感。王国锋的录像“中国乌托邦”（Chinese Utopia），以日记式的纪实叙事手法分析了日常生活空间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反映了不同空间中相似性与差异性及相关的社会文化语境（context），并折射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在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中发现他们的媒体政治学表达，例如，邱志杰最近的录像作品通过对伊朗、印度、土耳其等国社会和文化进行了深入的人类学考察，以全球地方视角分析和解读“他者”文化的发展现状——接受与拒斥、殖民与混杂、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2000年，在第三届上海双年展“海上-上海——一种特殊的现代性“上，艺术家张培力大型的录像装置作品则充分表现了“全球地方”的空间政治问题以及对文化相对主义的思考。
严格地讲，新媒体本身包含着意识形态，尽管新媒体艺术成为全球化技术的产物，这并不是说明技术的力量可以使民族和国家界限消失，而是仍然强调思考文化的差异性和文化身份的重要性。因为“差异”恰恰体现了对本质主义普遍原则下规定性、秩序化的话语的质疑和批判。因此，技术创新基础的新媒体艺术应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

四、全球地方化的态度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全球化紧密联系，现代化对全球化起着关键性推动作用，而全球化又被看作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只要留意就会发现，由流动资本和技术进步驱动的全球化力量，使人为隔绝和统一化的社会向全球多元主义状态转变。这在文化上并非意味着同一性，而是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关系中强化了各自独立文化立场、态度和观点。
全球地方化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互动的结果，表现出一种新形式。这种现象无疑说明了我们与世界紧密联系，也暗示了全球化的巨大力量。全球化是我们在文化理论和艺术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正是当代“动态”的文化特点之一，按照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来理解，全球化已表现出“作为混杂化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的特征，也就是说，全球化可以被认为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加强，这种联系以一地发生的事被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所影响的方式将相距遥远的地方联系起来。全球化不仅加强了与地方化的联合或结合，还表现出“全球地方化”症候，即在全球范围内构想，在地方范围内行动。这无疑促使我们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审视和分析这个复杂的世界，诸如：跨国的、国际的、大地区的、国家的、小地区的、城市的、地方的问题等。当然，全球化的观念是多元的、多维的、复数的，而非一元的、单一的、单数的。与此同时，全球化必然导致分裂的抵抗力量，也会产生赞同的融合力量，它既存在政治差异性的意识，又促使共同认知的力量。在国际间文化交流过程中，全球化不仅可以彼此增进理解或消除误解，还能映射出我们文化的优点和缺陷，更是提升和发展自身文化的重要前提之一。于是，我们置身于“在之间”中思考文化的“再定位”。
实质上，全球地方的立场就要求或提示我们以动态和跨文化的角度看待现实的混杂空间。这就直接涉及到一个空间生产的议题。它具体表现为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等。 按照亨利-列斐伏尔的观点，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乃是源于生产力自身的成长，以及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那么，艺术家如何将知识经验介入到具体创作呢？具体的文化艺术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艺术实践者赋予了人、客体及事件以意义。因为事物“自身”几乎从不会有一个单一的、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意义。
我认为，一方面，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间冲突，在本质上再现了空间争夺和空间政治的冲突。一方面，全球化的扩张导致的“全球地方化”空间。全球地方化的结果产生了混杂化（hybridization）和非地域化（deterritoralization）的具体文化和艺术形态。
“混杂化”（hybridization）就表现在特定语境下来自不同文化或起源于多种文化元素的混合；被用来表达在全球性观念的不同接受过程中各个集团积极的和创造的介入。在文化形式上，混杂性被定义为形式与现存实践之间分离，新的实践与新形式之间再结合的方法。
“非地域化”（deterritoralization）则不依赖于或依靠于某一地域的互动与关系的扩张；由此引起与地方关联的松散以及与毗邻和国家认同关系的减弱。
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法摆脱在混杂空间中关于文化身份问题的议题，身份既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直接关涉到民族文化问题。正像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者”（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中指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由新的文化实践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可以说，文化身份既是共同的历史经验，也是共有的文化符号。自我隐藏于文化历史经验的综合之中。正是自我身份的独特性正由那些断裂和非连续性才彰显其意义。
全球化经济的巨大影响力与地域性的民族国家在文化上融合和抵抗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文化特征。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不仅表明了跨越社会的制度或观念在特定的地方取得特定的形式的过程，而且从这样的立场思考在本质上必然会丰富当代艺术的语言。因此，在全球地方化的语境下，福柯的观点对于分析今天的文化现实具有非常重要意义，他认为“在话语以外，事物没有任何意义。”话语不是讨论事物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关注意义从什么地方而来的问题。也就说，意义的实践是在话语范围内被建构的。因此，我们更应关注的是福柯所指出的“各种权力关系，而不是意义关系”。它无疑在艺术实践中向我们揭开了支配艺术的话语、权力与知识、主体的关系问题。

2004年2月中旬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