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途而废的原意在这个展览中显然被有意转化：可以理解为中途停下，质疑、反思并瞄着新的可能方向。作品《工厂》是为一组计划经济时期的家具量身定做的单位建筑，并模仿着那个时代的气息、样式和格局。家具来自艺术家的家庭，是当时标准家庭最基本的家具设制。个别被遗失的也在建筑中留出了相应的空间。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化进程既是对现代性的积极认可，也可以看作对传统的自觉放弃；而其社会组织形态则继续在沿用延安时期战时共产主义的单位制度，家与单位的同构替代和延续着家国同构的组织传统。作品《农场》同样源于同时期的中国城市经验，阳台作为现代城市空间的产物，依旧成为农耕传统与现代生活经验缠斗的自留地。作品包装箱式的制作方式，暗示着现代中国处于社会经济形态进口货场的尴尬处境和对西方系统整体输入的敏感和警惕。在揭示出西方现代性与中国之间改造和被改造的事实同时，艺术家提出了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我们将以何种角度来判断、验证自身原有的价值体系乃至输出的可能性？在今天全球化经济遇见困境的时刻，恰恰也应该是我们中断、反思和重新进入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