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新泾，这个上海西北郊的城乡结合部，正在扩张着都市已经蚕食了大片农田，农民们在此建造了许多两层小楼，画家申凡租借的画室就在这种不起眼的小楼里，房东租给他两间房，底楼那间小的当仓库里，二楼那间大的是工作间。在这经常发生变化的城市里，他的画室先后搬过三次，这个地方他已经租了五年多，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许多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每一个初见申凡的人都会对他的面孔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那是一张瘦削得没有任何皮下脂肪的脸，头发永远不会长过两公分，肤色棕黑，目光税利但经常面带微笑。生性乐观幽默的申凡，在年龄上总是给人以某种程度上的错觉，有人说他四十出头，有人猜他三十几岁，实际上，他已经年近半百，在上海的现代艺术圈里也算得上是“老革命”了。许多人相信“画如其人”这种说法，他们在看到申凡之后往往会忍不住好奇心地问：“你是画家？画什么的？”申凡往往会笑着答：“我画“画”，不画“什么”。”

语言，在申凡的作品面前往往是苍白无力的，他的画面比任何话语都更为直接地揭露出“绘画的本体”。这是一些无法言说的视觉图像，这里没有再现，没有表现、没有隐喻和象征，这里只有呈现，呈现出的是心灵而非肉体，是行为而非意义。申凡的作品是抽象的，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只有编号而没有题目，这种没有题目的作品，申凡已经坚持画了十几年，其中极少产生风格上的波动和摇摆。申凡是个随和的人，他的画却极其固执，正是这种固执，向我们呈现出了一种难得的力量。

宣纸和油画颜料，是申凡手中最为得心应手的创作媒介，这两种分别附带着东、西方文化性格差异的媒介在申凡的作品中却显示出惊人的亲和感。吃水性很强的宣纸上，晕化开来的油痕产生出介于纸张和颜料之间的中间层次，既柔和又滋润，与厚重而明确的线条和色块相映成趣。严格地说，申凡的许多作品不是“画”出来的，他一般先是用厚涂的方法把颜料画在一块布或板上，然后再用宣纸把它拓印下来，拓印的程序往往重复进行多次，偶尔也叠加不同的色彩，这视乎画面上的形式需求而定。这种看似枯燥乏味的劳作，背后隐藏着游戏般的乐趣和智慧。回顾申凡十几年来的系列作品，其内在的实质性精神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永远处于细微调整中的作品在这种回顾中开始变得模糊起来，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作才是最清晰，最真实的。

当然，面对申凡的作品，曾经有过许多读解的方式，也曾经有过许多概念化的结论。重视形式主义分析的人可能会竭力探寻点线面以及方和圆的演变；对艺术史感兴趣的人可能会在热抽象和冷抽象之间界定他的风格起源，强调哲学意义的人可能儒这些画面中看出存在主义和禅宗的印迹；关注当代艺术民族性的人则可能会把水墨、书法、篆刻这些“国粹”和申凡的作品攫上关系……对作品的读解，往往是读解者把自我投射到作品上去的结果，而申凡本人早已置身事外，他的作品变成了供人观看评说的物品，这些物品不仅是抽象的，而且是开放的。

1995年以来，申凡的作品开始在各种国内、国际展事上频繁露面，看得懂以及想看懂这些作品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事实上，许多收藏家早已着手收藏申凡的画，申凡以往较为拮据的生活也开始有所改观。去年，带着初为人父的喜悦，申凡把新家安在七宝的万科花园，那是一套顶楼复式住宅，简洁明快、颇具几何风格的设计装修与挂在墙面上的几张申凡不同时期的代表作非常和谐。在好客的主人时常举办的Party上，除美酒佳肴外，画家还会放几张布鲁斯或者爵士乐的CD让朋友们共享、美术圈里爱听音乐的人不少，申凡这方面的品味可是数得上的。

除了画家，丈夫和父亲之外，申凡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教师，他任教于静安寺附近有名的华山美校，这样一来，多重身份的他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大忙人，经常奔波于市中心、七宝和北新泾之间，但在许多画展的开幕式上，朋友们还是经常见到他毫无倦意的笑脸。

1998年，申凡到欧洲去了一趟，在荷兰的欧洲陶艺中心烧帛了一批陶瓷作品，运回上海后参加过两个展览，那是一些黑色的陶板、红红绿绿的镜框以及黑白相间的花朵，每一组都有许多件，每一件又各不相同，在表面上热热闹闹、嘻嘻哈哈的气氛下，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份与众不同的、固执的力量——这就是申凡。


1999年12月8日
于沪上莘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