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绍基，男，1945年生于上海，籍贯广东中山。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附中，后师从巴黎著名壁挂艺术家马林瓦尔班诺夫（万曼）。早年从事工艺美术设计和美术创造，70年代中叶开始探索纤维艺术，80年代专注软雕塑，近十余年研究装置艺术。为高级工艺美术师，曾任台州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台州壁挂研究所所长、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浙江省工艺美术协会顾问、中国美术学院万曼壁挂研究所成员。1988年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誉称，1993年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津贴。现任浙江民间美术学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外聘教师。现客居天台山。
　　
闲云野鹤（闲云）：梁老师好。今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上海双年展”中，你的装置艺术作品《木极》受到国内外艺术家与媒体极大的关注，上海《外滩画报》撰文“双年展上七位不能错过的艺术家”，将你列为其中之一。你从中国古典建筑材料的关切和凝注上，由“木”的材料生长变化衍生出诸种景观，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与木所呈现出的文化内涵的关系。《木极》作品中所表达的意境中，“自然”是一个关键字。你十多年来，一直以“蚕”这一奇异的生命历程为素材，创作出充满隐喻性的生态学作品，那就是《自然系列》作品。如果把这两个作品放在一起的话，它们似乎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
　　
梁绍基：我从89年开始创作《自然系列》，现尚在继续。《木极》是《自然系列》创作思想的一种延伸，两者都以“生命”为纽带。于美术新潮时，我读了许多西方美学、哲学的书，同时也看了中国的《易经》等，东方人从宏观的角色来认识世界的宇宙观，庄子提出的“物无贵贱之分”的“齐物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西方则倡导人本、人性、人道、人类中心主义。在中西文化观念比较中，我开始重新认识自然，认识自己，确定自己的创作定位，终于找到了一个点，这个点，就是关注自然，关注终极生命，通过自然认识人。艺术是人对自然感知的释放。
　　
我曾从事过多年纤维艺术的创作，纤维艺术属于一种非实用性编织艺术。当我跨越了纤维艺术经纬编织的构架和一味追求装饰性的藩篱时，我发现蚕吐丝不仅可视作运动的编织，而且富有生命意识，从此我的创作建筑于生物科学与艺术的临界点上。为了把握蚕的生命运动规律，我亲自养蚕实验，并一发而不可收，持续了18年当温暖、柔软、似断非断而绵绵不断的蚕丝缠裹在硬冷、污锈的废金属时，给人震憾，折射出生命的境遇，生命的意志，生命的能耐。挖掘材料内在意蕴过程，是勘探自然、科学、历史、社会、人文的过程，是艺术家沉思的过程。材料语言呈现了自然变化形态，展示了视觉化的力量，又雕塑着观念，传递了人类的精神。所以，选择材料就是创作，审视材料是一门艺术，这种选择非唯物质，是“超自然”，宏观生命形而上。
　　
闲云：你生活在天台多年，工作室也设在天台博物馆。因此，许多媒体都称你为中国当代艺术界的隐者。你是否觉得自己是一位隐士？隐士是当今社会生存的意义又是什么？历史上，许多高人都选择了天台山作为他们的隐居地，如顾欢、智者大师、司马承祯、寒山等，天台山为他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也为他们创建全新的理论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反过来，他们的创造又不知不觉间丰富了天台山文化。
　　
梁绍基：过去我曾数次游历天台，但真正客居天台前后仅年，他们谓我是隐士，但我始终觉得自己并非潜隐匿迹，我也从来没觉得自己要去做一位隐士。若刻意去隐的话，那就自封了，我更不愿作秀去扮一位愤世忌俗，逃避现实者。我所希望的是，在生活上，在艺术创作上保持自己的一种独立性，独立地思考。我希望的是实现超越、超越生活、超越物质、超越自我、超越生命。这儿适宜我独悟，我就留下来了。我认为艺术家与生活的关系是若即若离，艺术家需要信息，更需要自己的创作基点，自己的艺术语言。我总把自己处于当下社会的具体情景中，否则你就不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从上世纪80代开始，我就多次出国，曾到过欧美10余个国家到天台之后，我还出去过，我还经常跑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总之我始终没有脱离这个社会。佛陀说“生命的意义在当下”，“独处意味着当下深入观察在发生的事情。”此言意味深长。我捉摸着，作为艺术家珍视生命就是要珍视艺术生命，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要能动地把握信息，而不应被外界信息吞没掉，就此而言，天台是我静思的乐土，通过反思，洗刷掉飞速跨进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时，普遍遭遇的那种躁动情绪和奢华变态的胭脂气对我的影响，去通达“净悟”之境，保持清醒的头脑，排除干扰，我行我素，一意孤行，锲而不舍地去探索自己的艺术。著名意大利画家莫兰迪曾道：“每一件严肃的艺术品都包含两种不同的孤独。其一为造型的孤独（超感觉），其二为线条和信号的孤独（超自然）。”其孤独正是艺术家崇高之情所在。
　　
今后，若有新的地方适应我的新课题，我也会到新的地方去，或许会是城市，但是，就是在城市，我也会努力保持自己艺术的独立品格。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
　　
闲云：艺术家对于创作基地的选择都会有其独特的理由，如凡高选择了阿尔，高更选择了塔西提，这些地方都激发了他们创作热情与灵感，使他们留下了许多杰出的作品。那么，你选择天台山作为你的创作基地，也一定会有属于你自己的原由，或许是天台的山水，天台的文化和天台的风俗吸引了你。
　　
梁绍基：来天台之前，我并非对它的文化就有很深的认识。因此，并非刻意选择了天台，许多事情都生于一种机缘。我来天台，首先，这儿有我许多的朋友，他们当时虽然不尽理解我的创作思想，但他们尊重理解我的创作劳动。天台博物馆又为我提供一个难能可贵的良好创作场所和生活空间。直到现在，我都不敢说我对于天台文化能理解得那么深。我很敬仰寒山，寒山的诗我读得并不多，但寒山始终是我心中的一座大山，其无论于佛学、文学和处事的态度方面，都为我所敬仰，也真因为这种朦胧的感觉，反而更令我神往，我以为寒山的生活态度其实是一种艺术观。
　　
除此，十余年的养蚕实验使我懂得固然大都市是现代艺术的聚焦点，但并非现代艺术都诞生于大城市。浙江是丝绸之府，台州是蚕桑生产重地，它为我的创作研究提供了灵感和便利条件。我的近作中，除了运用丝蚕外，还采用了木、石、声音等质朴的自然素材，显然是天台气息感应的结果。2003年，我参加了“今日中国美术大展”，陈列在中华世纪坛室外空间巨大墨斗木构——装置艺术作品《测》就是在天台制作完成的。《木极》作品的构思，是在诘问生命的永恒疑题，拍摄临海孔庙整修过程中，发现古建梁柱朽木截面的千变万化而萌发的，天台的古木生态又让我进一步展开想象的飞翼，酝酿出《木系列》新作。中国的现代艺术应生长在本土上，唯此它才能健康地成长，生态地发展，而不能只依据西方的好逸为准绳，亦步亦趋，简单搬套，抄袭。许多西方艺术家是通过日本来了解东方的禅学，后来搞了达达主义，如艺术家凯奇的无声音乐作品，其实，他们对东方禅思的理解和我们的领会不同，寒山之境界就比其更高一筹，我何必舍本求未，舍近求远呢？真是“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回天台溯源。
　　
另外，虽然当下天台生活节奏比都市慢几个节拍，经济落差则更大，但这种相对较慢的节奏中，反使我能较从容地分析和逮捉时代飞逝的潮影。所以，若谓之“退隐”天台创作基地，其实是以退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