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同一现实的三种想象

作品是根据类似案件而虚拟的事件，作品的三个部分其实是这一事件的三种叙述，三种想象。它们又是相互关联，是一个混合体。
摄影部分是对事件公共媒体传播策略的种种想象，是事件切入社会的角度臆测。场景安排在河边的树林，更接近事件的原始案发地，模特的目光投向镜头及聚光灯的使用增加了戏剧性，把事件变成一场可供窥视消费的表演。
短片部分是事件的时间性呈现，对中国主流群体的心理前推想象，想象的本身并不是要还原真相，而是提供一种表达，提供一种意见。短片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的个人历史想象展开，试图提取中国现阶段社会变化下的个体心理基因，其中男子由四个人分别扮演在于强调事件的普遍意义，空间、场景、灯光、表演的戏剧化处理是与现实间离，厌食症则成为社会心理疾病的隐喻。
装置部分更像一个案发现场的瞬间定格，裸女静静浸在水中，当时可能有蝉鸣，可能有树叶飘入，可能天边会有一道闪电。雨衣男子手持鱼竿，可能是杀人者，可能是目击者，也可能是发现者，静立在水边本身就是一种不详的预感。现场是沉默的现场，叙述被中间打断，打断是为了停止叙述，静止成为一种语法：让情节孤立在水边，让情绪孤立在水边。
三个作品中都有水的意象，有的是以抽象的方式出现。水有很强的覆盖性和破坏性，也有生命的暗示，有混合的可能。可以把这种复杂看成是想象可能的另一个方式。


身份：政治权利的缺失

社会中的人是身份和身体混合体。身份是人们的社会政治个人属性的标签，是身体隐去后的意识形态符号。这个符号表面上一系列数据组成：姓名、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居住地址和亲属关系等，今天这些都已被更抽象的数字化符号：身份号、工作证号、银行卡号等完全替代。作品里被害者的身份是缺失的：个人信息的缺失，政治身份的缺失。事件的焦点在于身体的重新曝光，是媒体和大众趣味共谋的结果，身份和事件的模糊反而刺激了公众的窥视欲望。无名女尸等类似的法制新闻报道在各种大众媒体上是经久不衰的题材，因为它满足了人们所有的暗黑心理想象：死亡、性侵犯、暴力、变态心理，这种想象是基于身体的。她的社会身份也同样暧昧：小姐？白领？小蜜？无意中掌握某个秘密的人？这样的身份恰恰是政治权利式微的群体，女尸事件是身体娱乐和想象的消费的互动，与体制密切相关的政治身份却无从触动；作为杀人者或者目击者的政治身份同样模糊：无业游民？下岗工人？病人？就其社会政治权利的拥有程度，他们同样是弱势的，是被忽略的。在摄影作品中他们看上去是某种对立的关系：施害与被害，死亡与旁观，事实上都是某种社会利益下受害者，就如同摄影中表现的一样：他们的动作都是相同或相似的，都在躲避，都在惊恐，都在等待，都那么被动。


厌食症：自我厌恶的隐喻

厌食症是身体对事物的排斥，食物是维持身体正常新陈代谢的物质基础，厌食是身体的“自戕”行为。最终的指向是个体的自我厌恶。疾病作为一种身体的修辞，是对社会性境遇的被迫应答，自我系统和外在社会环境产生冲突、撕裂而引发的生理情绪和欲望无法顺畅释放，流质性的情绪会涌向意识系统的最低端形成出口：外向的转化为破坏的暴力行为，在对自己和他人的身体实施毁灭中自我消失；内向的则转化为自我厌恶：对身体的厌恶，对形象的厌恶，对个人价值的厌恶。在短片中的厌食者形象被想象成（或被设计成）需要寻找尸体形成呕吐的自我暗示。尸体除了作为易腐类物质来直接促使生理的胃肠反应外，更是生与死的临界象征界限，也可以看成是患者的对立镜像：一个卑微者的自我压抑和自我解脱，但一切看上去那么无力和无效。


动机：心理惯性的破坏

作品中的患者（或者杀人者、目击者）的年龄应该在四十多岁，是中国现实巨大变动的目击者和亲身经历者。他们的出生在六十年代初，童年在文革中度过，是各种体制变动下被动跟随的心理样本采样，是中国四十年社会生态下的经验惨照，他们的心理基因无不带有这个巨变的种种辐射痕迹。
这代人生活意识的惯性形成，正是传统体制对身体和意识规训的结果。这种惯性在外在环境变动和不确定中滞后而显得被动。在变动中盲目跟随中而放弃主动选择。作品中的角色习惯排队，习惯等待，习惯接受，尤其是集体性的等候更增加了这种安全感。传统体制的破裂迫使他们寻找新的适应方式，如同短片的男性在规训机制消失后的无所适从，心理和技能的与社会脱节是他们获得相对“自由”，但这个“自由”成为他们新的负担和压力，下意识去寻找惯性硬壳的替代物，心理惯性的消亡也必将伴随着身体的象征性消亡，所以尸体反而成为希望的替代物，罪恶成为获得新生的手段。


手段：被动的无条件选择

死亡是没有指向性的中性词语，因此可以被任何企图渲染。在装置中一切可能都被静止搁置，没有选择的无限期延长。旧的社会意识、道德体系破坏殆尽，新的尚未建立，从社会机制到个人前途都是暂时性的无序摸索，社会与公众的注意力被追求经济价值的狂热所附体，无视灵魂的居无定所，四处飘荡，在缺乏传统宗教系统的精神支撑和寄托，社会人群无法完成新环境下个人价值的确立，用经济激素来维持意识亢奋，不难想象灵魂虚脱的那天。这种危险已是若隐若现，在暗处随时可能恃机而出。可我们只能搁置，在黑暗中自我对峙，在漠视中自我欺骗，如同在静止中被动选择，实则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