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艺术家魏光庆在武汉进行了一次名为“关于‘一’的自杀计划模拟体验”的行为艺术活动。在这次活动中，魏光庆对生命的看法显得十分直截了当：自杀。这是一次死亡游戏。在魏光庆的一篇为“自杀计划”解释的材料中，艺术家引用了加缪的一句话：“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接下来，便是一篇冗长而令人乏味的关于“一”的阐释：

“一”就是“一”，“一”是一个单数，是一个符号，是一个人，是一个男人，是一个女人，是一个生者，是一个死者，是一个操纵者，是一个被操纵者，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作家，是一个批评家，是一个戏剧家，是一个画家，是一个导演，是一个演员，是一个化妆师，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是一个精神病专家，是一个梦游者，是一个幻想者，是一个孤独者，是一个强者，是一个弱者，是一个痴情者，是一个失恋者，是一个自恋者，是一个性压抑者，是一个手淫者，是一个凶手，是一个被害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坏人，是……。究竟是什么？“一”自己也不知道；《自杀》的创作者也不知道，不知道是否有人知道？至于《自杀》的创作者本人，到底是希望别人来误解“一”呢？还是要别人把“一”看成是艺术的肇事者呢？其实无关紧要，“一”就是“一”。

事实上，魏光庆的作品并不需要这些冗长而令人乏味的解释，也许艺术家是出于一种对“学术性”的追求，试图将他的作品的意义发挥得丰富确切。但无论如何，观者在参与他的作品时，是很难将这些阐释句子同当时的场景和气氛联系起来的。

《自杀计划》分别有几次演出。演出者身穿白衣白裤，左臂上戴一只黑色袖套，再用白布将头部完全包扎起来。然后，在一块铺在地上印有红十字的白布上，演出者摆出各种死前挣扎和死后的姿态。此外“自杀”的不同方式（饮毒、用匕首自戳、卧轨、跳楼、溺水）都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了模拟，在这些模拟场面中，有的有观众围观，有的却只有艺术家以及帮忙的朋友。

对于死亡的体验和对于生命的体验只有一个人在处于最尖锐的生活矛盾中时，才有机会被他意识到。《自杀计划》作为一种死亡的游戏，其意义就在于以一种戏剧（悲剧）的方式展现通常被人们忽略的生活的一个面。正如古希腊杰出的悲剧诗人们的作品所展示的那样，一个正直的、高尚的主人公的毁灭对紧张和恐惧的宣泄来达到。《自杀计划》的作者在自己的关于作品的小册子里，曾对“自杀者”进行自杀演出的“原因”进行了模模糊糊的陈述，试图从孤独、性幻灭等方面来说明选择“自杀计划”的必然性。这实际上有画蛇添足之嫌。死亡对于不同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因此，要想把自己所认定的死亡意义通过说教的方式强加于那些站在一边观看死亡演出的观者，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尽管如此，《自杀计划》的场景本身所达到的效果却的确产生了一种冲击力：它向人们所习以为常的现实提出了挑战。对死亡的体会从根本上讲无法同对生存的体会相分离，死亡是生存的极至。当我们随着这件作品的展开去体验我们生存的极至时，我们便可以回头发现许多在昏昏庸庸的日常生活中被遗忘了的东西。

《自杀计划》是一件具有独特的中庸色彩的自残性作品。它不同于那些西方人将铁钉钉入自己皮肉的作品：它并不在实践上进行任何与自杀相关的活动。正如魏光庆所反复强调的那样，这是一次演出，是一种在戏剧形式掩盖下的对自杀的犹犹豫豫的体验。换句话说，演出者和作者一样，并不象作品的宣言所描述的那样处于一种完全绝望的境地中，而是试图在一次扮演绝望者的活动里，宣泄自己对绝望的恐惧。如果艺术家真正完全对生活绝望了的话，他显然会选择一次真正的自杀，而不会在这里精心排演关于自杀的演出了。实际上。现实中的绝大部分人也正是如此，他们都有勇气观看、议论和体验别人的死亡，却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彻底绝望。


——选自《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