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索菲亚[1]圆顶的十字架指向太空，它告诉我们上帝还在，他不能死去，因为基因组中还有15万个基因沉睡着，正等待上帝的唤醒。

上个世纪50年代，人类发现了生命的基础物质基因，即DNA，这一发现将生命科学带进了分子生物学时代，这是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掀起了人类对生命、对人类自身的关注热潮。人们开始向自己的身体发问：我是什么？我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我的基因与老鼠的基因为什么只差那么一点点？这给人类的思想和心理造成极大的震荡。随着对基因研究的深入，生命的秘密也在不断地被揭示。

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特征并不是基因的差别造成的，也不是基因组中的基因编辑的不同而给出的信息不同所表达的结果，而是与基因的某个区段有关，这个区段并不是真正的基因，而是一种填充物，一堆杂物，也许是古老基因的残留物。在DNA又长又单调的区段里，特别容易混进错误，这些错误所引发的结果就好像每个人被赋予指纹一样的完全不同的遗体样式。今天我们终于知道了构成我们每个个体的独一无二的特征竟来自一个错误、一堆填充物或者说一堆垃圾，连基因层面的物质都不是。我们的命运从受到包罗万象的宇宙宏观世界的影响，一下子被摔到了垃圾堆里，被一堆残留物主宰和支配，或者说由一个错误导致。那么我们还能是什么呢？一个生命只不过如此，这给我们的自我认知以严重的打击。

基于对生命的这种认识所带来的心理伤害，李山于1993年不得不将艺术思考转向与生命科学相关的课题，并于1995年开始了知识准备工作。1996年以电子拼贴图像的方式做生物艺术方案。1998年2月完成了文字方案《阅读》。《阅读》方案梳理了生物艺术创作的思想脉络，给出了生物艺术的基本定义，廓清了生物艺术的界限，对创作方法、使用的材料及作品呈现的样式都有明确的表述。这个方案也给出了生物艺术讨论的基础。《阅读》应该是艺术史上第一个以分子生物学思想为指导而构建的艺术方案。

现有的生命形式是由四个字母“A、T、C、G”来书写的，这部经过几十亿年完成的著作，已于上个世纪末“出版”了，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修改一下字母或填加一些词汇呢？这是生物艺术创作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1992年，人类开始实验，并成功复制了能够表达含有人造碱基的DNA。2014年，含有人造碱基对DNAM和D5SICS的D NA在生命体中复制成功。由四个字母增加到六个字母。天知道会创建出多少新词汇。如果艺术家能够修改“翻译”即修改RNA，使RNA有能力识别人造碱基，并将其纳入信息系统，实现基因表达，这将给生物艺术创伤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人造碱基的插入，破坏了“DNA-RNA-蛋白质”的完美句型，也给艺术家在上帝的施工图纸上写写画画，探究DNA行为的诱因提供了空间。艺术家的所思所为的目的，就是寻找生命的别样的书写方式。

解码是继人造生命之后的另一个生物艺术创作的价值领域。我相信基因组中的15万个基因在生命演化过程中曾经启动过，只不过是未知的原因，让它们被抛掷在角落里，无奈地沉默在黑暗中。艺术家解救它们的理由是因为它们曾经绽放过。作为一种生命的物质，它们有能力表达；作为一种物质的生命，它们有权利表达，只要解除封闭它们的机制。2012年，李山在诠释作品《遭际》时说：“基因在转录和翻译过程中，将调控机制解除，使其随机表达，这可能是一个生命获得自由的唯一一次机会。

”2006年下半年开始与科学家合作，对南瓜进行表观遗传修饰。我们将拟南芥为模式植物，来鉴定南瓜的H3K4组蛋白甲基转移酶，并由它建立南瓜的组蛋白甲基化修饰。开始的失败是因为我们的异想天开的假设。我们将起到抑制作用的PC G家族蛋白敲除，只保留开启状态的TRXG家族蛋白，以维持转录，希望看南瓜表观的疯狂；然而适得其反，瓜秧反而萎缩。事实证明，在生物体内的所有细胞记忆，必须由两类基础调控机制的参与，即开启机制和抑制机制。这说明DNA转录的复杂性，抑制中掺杂着启动，当敲除抑制蛋白时，随之某些启动蛋白也被敲除，这就造成转录的障碍，而给瓜秧带来不幸。我们只有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和实验，才能将其鉴定清楚。2007年秋，转基因南瓜终于试种成功，一个生命总算拥有了自己的存在方式。南瓜最终摆脱了上帝的制约和人类的压迫。

当人们质疑艺术家参与转基因实验的目的时，李山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见到生命的终极样式。

圣·索菲亚的钟声渐远渐逝，中央大街的喧嚣却不断袭来。何以如此？那是因为难以忍受等待。

2015年8月10日于哈尔滨道里江沿

编者注：[1]圣·索菲亚教堂建于1907年，是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典型的拜占庭式东正教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