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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 , 单义性的西北
活动 郎园 #6,北京, 朝阳区郎家园6号郎园Vintage #6 MCLAB
日期: 01.12, 2022

艺术家: YAN Bing 闫冰 |  ZHANG Ding 张鼎 | 

入场:7:00 - 7:30pm
放映:7:30 - 8:40pm
对谈:8:40 - 9:10pm
对谈嘉宾:张嘉荣、嘎让、何迟、闫冰、张鼎(线上连线)
线下演出:9:10pm - 1:00am
演出嘉宾:嘎让、郭隆耀、何迟、黄嘉彦、Lyu Zhi-Qiang、Sanyo、The Slow Blade

单义性的西北——不受规训的喧嚣

在商品化的社会中,我们都习以为常聆听着各种陈词滥调且“具备意义”的声音产品。这些声音让人沉醉在流行的梦幻之中,它们的意义皆非常容易被再现和复制。仿佛如果我们试图证明自己还懂得思维的话,一种“无意义的”(non-sense)的声音就必须被制造出来。怎样抽取声音中陈词滥调的意义?这不仅仅成了一个语言哲学的问题,也是嘎让、何迟、闫冰和张鼎四位来自西北的艺术家的作品所共同发问的问题。通过各自的作品,他们营造了德勒兹所谓单义性(univocality)的喧嚣——一道永恒回归的声音,甚至可称之为不妥协的噪音——它召唤着不受规训的生命状态,以及原始的、非人格的叫嚣。在当中,人们方可感受创新的意义,或所谓“无固定意义=单一意义”的回归。这个和西北多样性的文化汇聚和奇特的地势不无关系,或换句话说,西北借四位艺术家的作品来发出其单义性的喧嚣。

通过演唱“花儿”(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接之地所流行的地方歌曲),嘎让的《白牡丹令》表现了高原之间的地势所发出的声音。当一切商品化的声音都以个人或演唱者为中心,以便能成为被贩卖的对象时,嘎让却并非以其“个人”在演唱,花儿似乎从匿名的作者中发出单义性的回响。“花儿”的单义性在于,其总是脱离具人格形象的意义,它毋宁在透露地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并非以演唱者为单位来表达意义,“花儿”更多是利用了“人的声音”来表现地壳板块的喧嚣。地貌决定了这里多民族之间的交流,也同时以“花儿”表现他们的流动性和多元性。同时,嘎让深知若要让这些花儿的单义性在不同的场域中回归,其前提是以当下时空的方式发出其噪音。配合电子和噪音的效果,花儿并不被任何音乐形式框架所捕获,它拥有其躁动不安的力量。花儿能嫁接任何声音,也没有任何固定意义。

如果“花儿”的单义性来自西北的多样性文化的交融的话,何迟的作品《凤凰》则试图让西北的土地发出声音。他自制的乐器“叫叫”乃是利用其儿时家乡土地的黄泥所制造的,乐器发出的声音与鸟儿十分相似。人们儿童时的创造性在商品社会中渐渐失去,其原因往往为现代文明刻意把“人性”从“自然”(古希腊意义下的phusis)中剥离出来,自此我们的各种感官开发的可能性便被规范和抹杀,材料和感官之间的距离也变得越来越远。对此,《凤凰》发出的不仅仅是声音,其甚至乎是西北的材料和儿童创造力所混合而引发的喧嚣。故这喧嚣表现了一直被遗忘的单义性,即就地取材、没有胜负、肯定生命的儿童游戏的精神。无怪乎尼采说婴儿代表了精神的最高境界,其象征了孩子对万事万物的肯定和创造力。通过《凤凰》,西北的黄土在叫喊,从“自然”而来的创造力则不断回归,亦回应了何迟从李贺的诗句“昆山玉碎凤凰叫”而来的作品名称——一切创造力都离不开和地势山脉的关系。

在闫冰的作品《风中有人》中,艺术家在河西走廊的一个古代城池中游走,突然发现在角墩里听到一道老人的声音。从影像中看到艺术家在不断寻找着声音的源头,却怎样也找不到声音的来源,其如同《爱丽丝梦游仙境》中那个消失了的猫儿脸庞所剩下的笑容。这些不可思议的论述大多被视为“不正常”的胡思乱想,这是因为被高度规训后的思维早已排除“万物有灵”的信念。可是,如果把河西走廊的一个瓮城古迹看成一个活的场景,昔日河西走廊各种文明的建立、交流和冲突的声音有没有可能如幽灵般回归?正如德勒兹所说“并非联盟节纪念攻占巴士底狱,反而是攻占巴士底狱预先庆祝与重复了所有联盟节”,《风中有人》表现了一种河西走廊所创造的文明预先为未来重复了的场景。艺术家似乎试图表现西北文化的交融的喧嚣,它的单义性在于其地貌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所带来的种种场景。这些场景对商品化社会都是“无意义”和非生产性的,但却甚至比电影更能体现历史的冲击力。

在西北的文化多样性、土地和文明的交融都发出喧嚣后,西北的“人”的单义性被张鼎的作品《疯汉》彻底表现出来。艺术家在一个西北小城的广场里,拍摄一名常常在那里留守的“疯汉”。当“疯汉”发现艺术家的镜头时,他立马表演各种自创的歌舞。然而,“疯汉”并不畏惧任何镜头的凝视和物化,因为有别于“正常人”,他并不把凝视视为任何冒犯和物化。而且,疯狂的“无意义”恰恰体现在其非生产性上,“疯汉”的一举一动并没有祈求任何的交换,他只追求超出社会规训的愉悦和即兴。难道这不对应儿童游戏的特征吗?值得注意的是,“疯汉”的声音演出包含大量非汉语的言说,这体现了西北的“人”在文化上的多样性。其实,《疯汉》不断透露一个人们遗忘的真相——创意的来源来自疯狂,因为只有它不曾受任何意义所控制。

可以说,四位来自西北的艺术家都从他们的家乡找到了“无意义”的单义性,这块土地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地貌和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让其表现出来的喧嚣变得极其复杂。它们从来不受规训,并且不断以种种差异的形式回归。可能只有放下商品化和生产性的框架,人们才可以感受作品带来的“无意义的意义”。

张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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