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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美术
李山:生命的较量 | 国家美术·焦点
2022-01-18 11:25

生命的较量
文/黄晟骎、郑雯静

从早期的抽象创作“秩序”系列、“扩展”系列,再到政治波普风格的“胭脂”系列,这位被视为“85新潮”运动的代表性艺术家及他的作品,成为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史的“重要一环”。而如今,作为中国“生物艺术”的第一人,李山与他为之倾情投入的“生物艺术”则成为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新篇章”。从架上绘画过渡到对生命科学课题的研究,这或许看似不可思议。但对于李山而言,这样的转型却是潜移默化下的必然。“我们不能把李山的生物艺术与他80年代和90年代的艺术截然分开,从而把生物艺术看作和前者不相干的观念艺术。李山的生物艺术不是一种观念艺术。它不是一个只给人们解构性启示的、没有建树性的观念艺术。生物艺术的核心是生命基因,而李山前期绘画的核心也是一种大生命意识。”这段高名潞写在《从生命哲学到生命基因——李山的生物艺术及其“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表述》一文中的文字,不仅带我们认识到了一个更完整的“李山”,也让我们意识到了“生物艺术”的过去、现在和可能的未来。

作为聚焦李山在“生物艺术”领域研究和创作的大型展览,“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系列展:李山”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一楼和二楼展厅,呈现了其三件活体生物艺术创作及具有深刻价值的大量生物艺术创作方案、手稿和文献记录。在这场涉及活体生物、绘画、影像、装置、摄影、手稿等多种展品类型的个展上,李山二十多年来对“生物艺术”的不懈研究,就这样生动而多维度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有那么些冲击、有那么些沉重、有那么些令人期待……

不难想象,在公众对“生物艺术”还极其陌生的当下,这场展览更像是一种“较量”。观众需要去解决和理解“生物艺术”所传达的认知问题,艺术家需要面对公众对“生物艺术”的接受度和文化构建问题,而更多的我们则要思考面对生命的转换和新生命体诞生的姿态。

这场展览是深刻而残酷的,他将“生物艺术”的前路漫漫、关山重重就这样直白的铺陈在我们面前。而这场展览又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艺术领域还是生物科学领域,都需要这样一场展览“发人省醒”。李山说,这个展览给了他信心,有了信心就能继续走下去。二十多年前,李山毅然决然的开始了他与“生物艺术”的较量。二十多年后,李山在这场“较量”中收获的早已不仅仅是坚守和自信了!



▼ 让生命和艺术相互碰撞

国家美术(以下简称G):您作为“八五思潮”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您的艺术创作在当时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什么还会在上世纪90年代将事业转向“生命科学”呢?

李山(以下简称L):我觉得这种“艺术转向”,主要还是一个“认知”问题。这是对生命“阅读”角度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和植物、动物们的生命,其实没有什么高低之分。任何生命都有其存在方式,不应该受到上帝的制约或者人类的压迫。

G:大家对于“生物艺术”的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从字面理解,“生物艺术”是不是就是以“艺术”的概念介入“生物学”呢?在您看来,它的意义和特殊性体现在哪里?

L:首先,我们要先理清“生物艺术”的概念。“生物艺术”是将生命作为使用材料而构建本身。艺术家是根据生命的转基因远离和基因组的制造原理,形成艺术方案,在由此塑造带有生物性状的艺术作品。所以,“生物艺术”并非是用“艺术”的手段去介入“生物学”,更不是利用生物科技来做艺术。我认为真的称得上是生物艺术品的,就是卡茨利用分子生物科技,将水母的荧光基因编入兔子基因所创造出的,能发出绿色荧光的“阿尔巴(Alba)”兔子。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以审美的角度去评价它,也不能以诗意的语言去描述它,更不能以体验的方式去感受它。“生物艺术”所引出的是一个关于“认知”、关于基因层面上的“文化构建”的问题。它是考验着我们人类的伦理思想、对生命本体的认知、对人类生命走向的态度等问题的深刻文化形态。

G:不难发现,国内外对于“生物艺术”的报道并不多见。而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也更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乏人问津”会带来话语权和研究途径的缺失。但另一方面,这也为艺术家带来更多创作的空间。我们很好奇,作为中国“生物艺术”的领军人物,您对于“生物艺术”的现状和未来有着哪些顾虑和愿景。

L:我认为,“生物艺术”对于当今社会来说还是一个新的领域,它肯定是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才能得到完善。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起步的有点晚了,但我相信它会带来好的结果。因为它可以改变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可以改变我们对艺术观念的认识。它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提醒人们反省自身。但它的难点也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研究“生物艺术”的团队并不同,并且制作“生物艺术”的门槛也相当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艺术家对“生物艺术”的参与;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的一点,就是“生物艺术”需要面对的伦理问题。中国的伦理认知还是相当传统和保守的,这导致很多人不敢去尝试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根本无法认同这种尝试。我还是希望,伦理问题能够慢慢的得到解决,这样才能让“生物艺术”更进一步。

G:试问,全球语境下的“生物艺术”研究是否也有着“地域性”的不同?

L:我认为没什么不同。如果真要有什么不同的话,应该是每个人给它划分的界限不同,每个艺术家给它的艺术定义也都不一样。但我所承认和认可的“生物艺术”,其概念界限是在“分子层面”、“基因层面”的,操作方式得是“基因编辑”。

G:1995年,您开始涉足对生物科学的研究和思考。1998年,您在纽约完成了第一个生物艺术文字方案《阅读 No.98-1》,2007年,您完成了第一件生物艺术品《南瓜计划》。而如今,您将对“生物艺术”的研究成果,呈现在主要服务于大众审美普及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我们很好奇,您对这个展览的反响或意义是否有了一定的预设?

L:在这样一个场地做一个大规模的“生物艺术”展,不管是对我而言,还是对观众而言都是一种试验或挑战。但我还是希望,这些展品能改变大家对“生物艺术”的认知,对生命的认知。所谓的“艺术”,不仅仅只是视觉上的感受和思考。它更应该与我们自身的认知、认识、思考发生碰撞。我们以前是用眼睛看作品,但我希望我的这个展览,关注可以用思想、用内心去体验作品。

G:最后,这个展览对您有着怎样的意义?

L:从开始尝试“生物艺术”到现在,我对这个课题的定义和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入。跟以前做的展览相比,现在对“生物艺术”的研究肯定更深刻了。所以,这个展览在一定程度上,是展示出了我的研究过程。而更重要的是,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平台上做这样一个大型展览,能打开大众、国家对“生物艺术”的认识度和接受度。这对于整个“生物艺术”的发展而言,都是带来了极大信心的。有信心,就能继续走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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