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杨
申凡在香格纳画廊和艺博画廊同期开幕的两场个展分别从抽象和具象两种不同的造型机制出发,整体呈现了这位“海派抽象艺术”代表人物的创作实验:一方面,艺术家的抽象处处依附在对于物质特性与现实经验的比拟上,另一方面,在处理具象(尤其是语言文字)时又往往超越其表层含义而指向背后的抽象结构。
香格纳的展览“我没有我”首先呈现的是一系列大尺幅的抽象绘画。这些画面内容几乎全部由“涂抹”的动作完成,笔触所生成的不同质地成为了艺术家的工作对象。出于对公共交流语言的质疑,申凡在其中一组绘画中挪用了小朋友画的透视错误、结构失衡的立方体,并幽默地将这组“丧失沟通基准”的绘画命名为“与常识相关的立方体”(2014)。而在另一幅具有代表性的《无题-C-003-2》(2017)中,艺术家用油画刮刀在厚敷的半风干油画颜料上不厌其烦地刮刻,使画面呈现出塑胶丝圈地毯般厚密反光的质感,在看似充满不确定性的流动路径交错中,一段结绳密语般的表达正在眼前编织成形。
据介绍,这一系列抽象笔触绘画大多未曾公开展示过,也许因为涂抹动作本身带有的否定性使观众进入画面不是那么容易,可能也与画作明显偏离了申凡一贯给人留下的严谨印象有关。策展人林昱将这些作品理解为“‘我没有了我’之后的画作”,即进一步与个人意识和表现主义风格拉开距离的创作。而艺术家的这句意味深长的自白“我没有我”中,似乎也隐含着对于一个自成体系、连贯通顺的创作逻辑有意弃离的态度。
从2014年起,申凡在“标点”和“印章”系列中首先开始了关于涂抹的实验探索。在“印章”系列中,他将报纸上出现的所有文字都依次用颜料悉数覆盖,唯独空出标点符号的部分——一种对于具象语言的片面性和诱导性恰如其分的报复。在艺博画廊展出的近作《标点-七星-7》(2024)中,一组分别呈七彩主题色的报纸拼贴在墙上依次展开。报纸上原先的字句已经不见踪影,只有断句与排版规范的格式仍在昭示着形式化文字特有的正统感,这种意义在报纸剪裁拼成的五角(红)星轮廓上得到进一步明确。而正是这种语言格式的保留为其他叙事争取了空间,那些未被记载和讲述的历史被应声唤起,绘画也得以实现了作为社会记忆载体的重要功能。
用不说来代替说,用不说来说更多。表面、背透和退隐之间的张力关系贯穿在申凡的抽象实验之中,于是回到香格纳展厅,观众看到《山水-C-36》(2008)里颜料中的油脂在被用力下压挤出后又浮显在帆布表层;《圆-A-003》(2016)中,重力作用下透过麻布孔隙下渗的油画颜料在画作的另一面向上生长。在申凡的作品中,下沉和上升原本可以共用一种结构,而遮蔽与揭示也可以源于一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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