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11 17:12
香格纳苏河高磊个展“他山”（Beyond the Cave）分为二楼展厅及五楼天台互动装置两个部分。展厅呈现艺术家以自然山体洞穴而创作的《他山》系列绘画，并构联通了以货币为参考模仿对象的金属质感绘画《Bank》，汇集镶嵌入原本银行仓库属性的空间内，并结合多件由现成工业品与自然物制成的装置改造了环境的历史进程，试图重构出一种对柏拉图洞穴的挖掘与想象。
本文由艺术家、德英策展学者兼音乐人类学者金佐宁撰稿。她以声音为微观切入点，剖析展览的创作叙事，亦以批评写作角度的 “耳目一新”，为观者开辟另一进入 “他山” 之径。
文/金佐宁
如楔子的嗡鸣
[音频：收音机无信号]
声声嗡鸣，声声叩击。
在香格纳苏河，艺术家高磊刚闭幕的个展“他山” 现场，未调谐收音机的无信号噪音如游丝般弥漫着。在技术迭代与媒介环境极速嬗变的当下，聆听这一曾深度嵌入日常的高频白噪音，正逐渐成为一种式微的身体经验。从熟悉变为陌生，这种嗡鸣冲击着展厅内每一个身体的物理和认知边界，而其持续且均质的低量输出，则彷如一支致幻剂，将无线电波传递信息的标准化模拟观念，经由听觉注射入观者的意识深处。在清醒与幻觉的临界点上，嗡鸣悄然催化着虚实世界的消融及重构，投射着艺术家对柏拉图洞穴的挖掘与想象。
作为一位视觉艺术家，高磊虽以绘画、摄影、雕塑、装置等为主要创作媒介，但他却始终在积极捕捉声音的隐喻潜能，思索其如何丰富并回应视觉作品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架构。在 “他山” 中，嗡鸣与空间、物种、权力、历史和文化身份的勾连，引入了声音理论家米歇尔·希翁所提出的 “从听觉上观看”（audio-viewing）的感知方式，并通过同步整合的原理，在多重维度上为作品的表意形态创造增值（add-value）效应。凭此视听契约（audio-visual contract）关系的建立，嗡鸣的各种化身协同揭示，在算法逻辑与资本力量的合谋下，人类的“模型同化” 进程正以忘形之势被急速推进。这种势态不仅重塑着人们的身体感知，更冲击着文化类别和价值的多元性。文首所述的那种单调、重复但具叩击力的声音设置，因此实际秉承了 “楔子” 的角色，既向观者传达艺术家的灵魂叩问，亦促使他们在空间的局促不安中，严肃直面自身的生存状态。
嗡鸣的异化
沿着苏河皓司二楼的建筑动线徐步踏入 “他山”，印有形似 DNA 螺旋结构的高遮光度海报贴膜，与蜂窝状垒砌的镂空水泥模块砖将原为透亮的玻璃外墙遮蔽，而满眼倾泻的灰冷银光与井然的线条则于展场内静谧流淌。艺术家以此视觉语言的交织，呈现了一种自人类源起、历经工业浪潮至数字时代，为驯化人类而构筑的理想化标准秩序。在此背景下，收音机的无信号嗡鸣凭借声音对身体和意识的支配特质，亦在隐性的异化中成为这一叙事的共建者。
何谓声音的隐性异化？相较于展厅内其他借由视觉手段实现异化的日常物品，声音的异化发生于观者由地方知识（metis）及语言所形塑的主观意识层面，是无形的。在笔者看来，汉语拟声词正是促成这一异化过程的关键纽带。当具象文字模块对抽象的声音进行模仿归纳，一种类似数学运算中求解最大公因数的操作，主导着这一切的发生：它既提炼出群体的共性特征，也消弭着个体间的实际差异。拟声词的特质有如声音的最大公约数，它并不在意声音具体的声学参数差，而是以笼统的听觉共性，将悉数相类似的声响现象统一至特定文字的符号体系之下。这种整合虽在一定程度上约制了人们对声音的细微感知和表达，但亦体现出本土声音与语言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在历史发展中对个体身体意识的形塑作用。鉴此，利用拟声词作为收音机嗡鸣的发散转向枢纽，我们不仅能在声音的 “共享性” 中挖掘其多重异化意义与功能的内在关联，亦能在借鉴罗莎琳·克劳斯的扩展场域（expanded field）的理论，构建声音展向语言、音乐和图像象限的场域，使作品讨论得以跨越视听学科的边界，为展览议题带来新的诠释方向。
诚然，当我们以 “嗡鸣” 形容收音机无信号的噪音时，汉语拟声词便已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引导观者以“嗡”联想其在汉语语境中所关联的事物。配合展览作品中的蜜蜂图像、西藏密宗佛教的期克印（Karana Mudra），及西方重金属摇滚乐金属礼（Sign of the Horns）的手势等符号，收音机的嗡鸣渐渐在观者的视听感知中，幻化成蜜蜂翅膀振动的低频声响，密宗诵经的余韵共鸣与象征宇宙本源的振动频率 Om (ॐ) ，以及重金属音乐刺激耳膜后，残留在其内的鸣响。一声原已在生活中逐渐淡化的嗡鸣，此刻正以潜藏的共同体姿态激发展览的深层思辨基因。同时，文字模块对声音模仿统筹的特质，亦隐喻了资本数字社会对同质异化之物的劳役，使其沦为服务效率、利益和欲望的工具，折射出艺术家对模型训练浪潮盲目吹捧的审视与反思。这是嗡鸣继对“洞穴” 的塑造后，在展览中又一巧妙的视听互文。它为曾分别于南京北丘当代美术馆、上海愚社等地展出的《他山》绘画系列及《Bank》等作品，开辟了全新的对话和解读场域。而透过对展厅所在地 —— 1930 年中国实业银行仓库历史底蕴的深挖，艺术家也借历史与当下的碰撞，叩问艺术反复表达在新语境下的合法性。
如蜜蜂一般存在 : Beeing is Being
甫入展厅，来自《模型训练》的六角形蜂窝地砖阵列顷刻跃入视野。这种蜂窝状道路基础设施的在场，连系到较早前一篇关于德国建筑博物馆（Deutschen Architekturmuseum, DAM）建筑奖报道中，对获奖建筑天花板蜂窝结构的文字特写。 以“工业化社会的秩序与感性”为题，文章称“混凝土蜂窝状天花板设计是该项目的技术亮点之一……呼应了德国新当代建筑对 ‘结构真实性’的追求”。
自工业时代至今，建筑语言对蜂巢结构的迷恋与仿效从未间断。这表面上是人类对大自然精妙造物的欣赏与致敬，但当蜜蜂标准化的居住空间形式被转译为人类的生活场所时，这一动机本身便隐匿着一种兼具理性与感性的策动——藉着蜜蜂在各文化中作为智慧与勤劳范本的隐喻，试图以其习性特征规训人类的行为与精神意识，使后者在空间中被异化为如蜜蜂般的存在，既为之建设，亦受之控制。
如今，资本运作与数字虚拟技术延续着“蜂巢 - 洞穴”对人类塑形性的影响。艺术家洞悉到这些由建筑语言生发的生存图景间的共性，在《模型训练》中以收音机嗡鸣呼应六角形地砖由实入虚的形态变化中，将展厅转化为虚实交织的蜂窝空间 —— 是资本交易所催生的安身之所，也是无线电赋能的蜂窝网络社区。当观众成为展厅内唯一游移的有机体时，其日常在虚实混融中被信息洪流与生计压力驱策的身体意识被唤醒，甚至在嗡鸣声响的裹挟下，逐步完成向蜜蜂的 “进化”。
关于 “人类应学习如蜜蜂般存在” 的观念灌输，最早或可追溯至孩提时代通过听觉渠道接收的《小蜜蜂》童谣。朗朗上口的词句，尽管不同版本间在出处与遣词造句上各有差异，却始终把蜜蜂——确切来说是最常出现在人类眼前的工蜂——的辛勤劳作、团结协作和未雨绸缪的形象奉为圭臬。透过文本中“嗡嗡”所启动的程式化韵律，催眠般的节奏将蜜蜂的形象符号深植到每一个汉语母语者的潜意识之中，形塑出带有集体印记的文化身份特征，并主导着观念的代际流转。
随着约定俗成的文化惯性，这种声音训导的合理性鲜少受到质疑，其最初形成的历史语境亦未被深究。蜜蜂逐渐被固化为人类的生存标准模型，它不仅服务于特定利益主体的意识形态建构，更演变为驯化个体、维系秩序的隐性力量媒介。位于展厅进门处的作品《Bank》恰恰是这一现状的写照：个体如同铝质硬币上的蜜蜂，自诞生起便被纳入标准化的图像体系，而社会对其同质符码化的训练和征用，在资本数字时代愈演愈烈。逐渐地，如《族谱》中大小各异的六角扳手所喻示的，社会异质性的发展精神在代际传递中渐次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对标准化的集体服从，人们在无形势力的持续作用下将规训内化为生存本能。
回望高磊过去一年的创作脉络可见，他早在去年愚社的展览中，便以一件非正式作品预演了对人类将蜜蜂视为生存标杆的意识形态思考。画面里，工业六角螺母纹身盘踞于左手腕，与镜像生成的晨曦意象在日字形框架内形成张力对抗；而在右下角，艺术家以仿纹身质感的电脑字体在手臂上书写 “BEEING”—— 在莎士比亚时期的古英语中，“beeing” 与现代英语 “being” 发音相近且语义相通，均指向存在、本质与品格。当 “beeing” 作为 “being” 的变体被刺刻在人类肌肤上时，高磊既以此喻示人类如蜜蜂般的存在状态已成烙印，也暗示跨越中西文明，始终存在一股隐性力量推动着这一叙事的延续与扩张。如今，艺术家将这一思考进一步延伸至《模型训练》的材料与结构创作中，使其成为支撑场内其他作品的发散原点。
悬置的启示
如若将祭坛正上方的物件视作为某一信仰体系 “最高神圣体” 或 “核心教义” 的具象化体现，那么此刻位于《模型训练》旁侧墙体顶端、由铝盆、高压水枪与玻璃注射器组成的装置作品，创作于12年前的《Z-772》，既是将《模型训练》催化为“祭坛” 的核心媒介，也是资本与数字的时代图腾。输出着社会结构从底层到顶层的收窄系统，《Z-772》那近似蜜蜂拥有定位和信息交换功能的尾部造型，亦象征着信息科技在当代社会的赋能中枢地位，是个体装备自我、获享攻守兼备能力的必要生存资本。随着人们步上蜂窝地砖，迈向祭坛中心的身体在浑然不觉间已切入至朝圣的仪轨，期待着拥抱劳动和信息光环下的理想生活。可惜的是，充满仪式感的步履并没有为观众带来如期的神圣和美好；反之，《模型训练》装置灰蒙不透的琉璃主调、金属链条的羁绊，中央部件于蜂窝井口上的悬垂状态，以及被困吊于观光缆车与马镫中央的公交拉手吊环和马铃…… 它们共同构筑的危险与不确定性，让祭坛隐隐笼罩着自我意识被裹挟献祭的疑窦阴霾。这种不安的呈示，让观者联想到在劳动作为安身立命的主张下，人类早已在资本与数字洞穴的层层嵌套中，被异化为控制世界与自我奴役的工具理性载体，即便如工蜂般昼夜奔忙，毕生所为也不过是徘徊在权力机制与等级系统的区区注脚。正当异化的灰色谱系以压抑的生存论气息洇染着《模型训练》所占据的半侧空间，注射式绘画系列《他山》则以柔雾般的奶油色阶与颜料自流形成的液态肌理，在另一侧缓释出喘息的契机。氛围的切换，为观者制造感知与思考间隙，使他们在解构控制与自由的博弈中，重新审视在束缚边界内构建自我的可能。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作为 “被抛的存在者”，人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生存状态：其本质并非先天固定，而是如悬吊于虚无之上的可能性。唯有直面死亡的必然性，并在决断中为自身赋予意义，人方可展开本真的生存实践。在承继《模型训练》创作逻辑的基础上，《他山》在叙述普遍职场人士生活与精神样态的同时，也以框架与悬吊结构语言的高频运用，强调只有对规限作出承认和正视，甚至主动参与建构，个体才能在同质化的窘迫中解构自我，挖掘自身尚未显影的能量，并由此确立其存在的定义和根基。《他山》对海德格尔哲思的体现，也在与《Z-772》工蜂蜇刺后死亡意象的对话中等到延伸。两件作品的并置，不单具象诠释了“向死而生”的概念，也将“决断”的困惑悬置于展厅之中。
那么，该如何作出决断呢？高磊虽未明示践行路径，却以《他山》中虚拟赛博的场景构建、悬吊媒介的去物质化处理，与收音机嗡鸣构成的视听均质暗喻，揭示数字时代对视觉信息的偏执依赖，已导致具身经验的贬值和文化身份断裂。非物质性（immateriality）的盛行，重构着人类的生存实践与文化认知范式，使其剥离了与物理世界的接触及地域依附，陷入一种离地且标准平面化的生活。这一趋势让传统上依托身体感知、共同历史、地理脉络及社群关系建立的身份和归属感逐渐销蚀，而 “地方”（place） 亦在资本主导的 “非地方” （non-place）加速扩张中难以维系，致使人类在快速游移转场中，面临愈发严峻的悬置生存状态。凭借对声音的持续关注，高磊或在潜意识中体认到，听觉文化 (auditory culture) 作为强调身体在场与地方知识的另类非物质（intangible）实践，可作为具身性的对冲媒介，抗衡数字时代非物质性所造成的虚无，让人们重新“在地”而得到决断的选择。嗡鸣的在场，因此并不只以其均质化的噪音身份来对应资本数字对“地方”的瓦解，更在挑战文化身份的过程中制造危机意识，倒逼观者在展览现场的听觉实践中寻觅异质的地方声音，以突破模型训练造成的身份麻木与存在论悬置的混沌状态。甚或，当窥破潜藏于地方知识皱褶中的嗡鸣延异性时，人们能以变形工蜂的姿态穿梭于天地之间，以声音为媒介辟出攻守自由的生存领地。
地方感中的声响皱褶
俗语云 “解铃还须系铃人”。当代数字网络对个体、社会与空间的规训逻辑，在形式与功能上实际隐含着对前现代听觉文化中以铃、钟声生产听觉空间（acoustic space）来管理地域及生活节奏的效仿。麦克卢汉曾以 “地球村” 比喻无线电通信将人类重新编织进技术介导的 “听觉共同体”。在算法重构的 “部落化” 空间中，人们通过信号传输获得超越距离隔阂的感知连通性。然而，当听觉空间从真切的具身感知被简化为抽象的符号隐喻时，这种演变本身便忽略了段义孚提出的、依赖人与文化、土地接触而滋养的 “地方感”（sense of place）。从展厅内悬吊的藏传佛教神躯的法铃、世俗人身的仆铃和草原动物躯体的马铃和牛铃可见，
高磊洞知 “地方感” 这一人文地理概念在数字网络对 “听觉空间” 的重新演绎中已然丢失，使其成为历史与技术更迭中难以弥补的矛盾与失落。他以铃铛作为激活身体的发声媒介，试图借多元的地方声响打破同质化嗡鸣对空间的垄断，唤回观者对声音作为 “地方营造”（place-making）媒介的感知。这些承载着宗教仪式、草原等文化记忆的铃铛声响，正以非均质化的听觉特质，重构被数字技术瓦解的地方性感官联结。
这种叙事在《模型训练》的考古式堆叠结构中亦取得了历史维度的强化。装置通过对法铃与六角形地砖垂直关系的处理，赋予铃铛 “钟” 的意象，由此追溯教会时期钟声对地方秩序的治理脉络。阿兰·科尔班在《大地的钟声：19 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中指出，作为前现代信息传递的核心媒介，钟声曾深度介入个体地域身份的建构。在 19 世纪的法国村庄，教会以钟声为时间治理工具，通过日常规律性的鸣响，将辖区内人们的作息、劳动、用餐、祷告等日常节奏均纳入宗教秩序。钟声的神圣化编码，不仅将宗教权力具象化为可感知的生活韵律，也以其覆盖范围使村民在听觉感知中辨识堂区边界，形塑出富有 “乡土观念” 的听觉共同体认同，赋予人们身份与地方归属感。
虽说教会通过操控空间内具有支配性的声响来维系对辖区权力的独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的思想与行为同质化，但其营造的听觉空间秉持的仍是 “质性时间秩序”，以速度考古学视域中的缓慢空间维系人与地方的关联。这种治理理念排斥蜂窝状空间组织，认为该结构会形成封闭孤立的囊状单元，而无序声响形成的空间碎块会阻碍人们通过身体实践实现集体联结。反观当下，无线网络的信号蜂窝通过数字化分身重构人类与空间的关系，在实现虚拟连接的过程中追求高效连通，以量化的时间节奏消解人、事、物与土地根脉的联结，使人因远离地方知识而丧失对文化空间的叙事感知能力，沦为单一质点。这种从 “钟声共同体” 到 “蜂窝个体” 的变迁，不仅折射出媒介形态的进化，亦映现了当代人类以视觉感官主导 “非物质性” 诠释而引发的地域联结液态化危机。当声音的“非物质”对话无线电的“非物质”，铃铛作为展览承上启下的纽带，除了为观者提供重建声音与土地联结的认知入口，更激发他们对事物属性的焕新认知与身份认同的辩证思考，策动着新的听觉空间在嗡鸣暗涌中生成。
嗡鸣的静寂
从苏河皓司建筑的货运楼梯迈向天台，收音机嗡鸣的消散并未削弱无线网络对人的控制感，观众的步伐反而在不知不觉中被蛛网般的伞绳 “捕捉”—— 那是一张铺展于地面的九十年代降落伞，中央矗立着褐红色球形大理石路障，顶部直插十字形汽车扳手。凑近细观，路障表面镶嵌着两枚 1974 年马可尼诞辰百年的纪念镍币，其上分别镌刻着马可尼的肖像与无线通信的十字线圈符号。这一细节，除明确装置《他山》作为马可尼叙事的雕塑化载体外，亦暗示了其在无线电发明权与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的历史争议中，被官方裁定为 “胜利者” 的身份。沿十字扳手连接的六条钢索望去，观众可见钢索另一端悬吊着法铃、仆铃和马铃，而密宗期克印与重金属礼手势的琉璃雕塑，则被固定在标准化绳梯的锯齿状刀片上。在《模型训练》形态基础上演变，《他山》通过蜘蛛与蛛网意象的介入，既深化了资本与数字网络对身体的渗透性控制叙事，又以加剧的束缚意象催促已获得 “在地决断” 启示的观者，以声音实践发起对 “被定义” 的拒绝，进而构筑文化精神的自主场域。
在具身交互设计的触发下，观众拽动钢索让铃铛迸发声响。尽管展览中铃铛所隐喻的教会钟声，在其原生语境里是规训个体走向同质化的权力听觉载体，但在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主宰生活的当下，其于艺术挪用中的重新悬吊，却反而能以承载的地方文化基因，为检视当下社会生活提供异质性批判的场域。当铃铛高悬于难以触及的天际，这种空间布局衍生出宗教借铃、钟声建构的人神共存听觉空间的历史话语。诚然，这般论述并非要重申铃钟声的神圣性，而是借其回溯人类对非物质性（intangible）的原初认知与创造潜能，甚至达成精神层面 “贯通天地” 的想象，消解因现实限制产生的身份悬置困境。那么，在当下如何通过重拾这种非物质性感知，获取新的存在启示并自如地穿梭于虚实之境？或许，打破有序、走向无序，以铃铛为媒介展开一场声音即兴，我们能在听觉的重启中寻得启示。
按《模型训练》中 “神 — 人 — 动物” 的垂直权力秩序依次拉响对应铃铛，听觉感知能清晰辨别马铃音高高于仆铃。尽管声音意义的解读需关联发声材质、音高体系与地域文化记忆，但即便在展览现场去语境化的场域中，这种声音现象的解蔽仍具深意。“人” 与 “动物” 位阶在声音中悄然发生的颠覆，不但挑战视觉叙事的认知偏颇，也暗喻着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 “主奴辩证法”。黑格尔指出，被支配者的 “被动性” 可转化为隐性反抗，而奴隶的劳动终将催生精神自主的觉醒。在人工智能（AI）盛行的当下，人类设计AI的初衷是服务自身、提高效率，却在享受便利与加速的过程中，于不自觉间将主体性和自我意识逐渐让渡给数字技术。这一切恰似海德格尔所言，技术作为 “座架”将人纳入预定论逻辑，最终我们沦为被其支配的个体。
然而，这一困境在法铃的与其他铃铛的共同无序发声中迎来破解的契机。当密宗期克印与重金属手势分别以符号学喻指降魔与反叛，表面上，两者的发声实践构成中西传统与现代文化符码在听觉场域的互文性解构。但在高磊看来，二者在实际的发声实践中能以极致的共振与穿透力，于嗡鸣的混沌中营造一片 “静” 土 —— 此 “静” 非听觉缺失，而是感官过载后对存在本真的洞察。正如声音艺术研究者卡勒布·凯利（Caleb Kelly）在其近期的讲座“声动的美术馆”（The Soundful Art Museum）中所言，“极致过剩的声音，能反向在感官中枢上缔造安静的空间。” 在这精神与外界暂隔的听觉场域中，人们得以觉知，扎根特定文化场域且强调具身经验的即时性声音，其对空间及感受力的塑构，是难以被数字标准化技术精准模仿与复制的。即兴声音在此演变为媒介，借由屏蔽效应（screening effect）模糊虚实边界，使个体得以观照自身与数字生活洪流的关系，并在不可复制的声音实践中确立自我。高磊以无序的铃铛声响向观众发起即兴音乐创作的邀请。这场演出无需其他听众的在场或礼貌鼓掌，亦无需获得商业体系的认可。因而从本质上，铃铛声音的即兴构成了一场解构西方音乐垄断、抵抗资本主义工业模块化的噪音表演。而这种自发噪音的轰鸣，正驱散着数字时代 “工蜂式” 的标准化意识，使个体免疫于成为数据蜂窝训练中的献祭物。
回顾《重构美学》，沃尔夫冈·韦尔施在“走向一种听觉文化？”中提到：“人类和我们星球的继续存在，只有当我们的文化将来以听觉为基本模式，方有希望。因为在技术化的现代社会中，视觉的一统天下正将我们无从逃避地赶向灾难。对此，惟有听觉与世界那种接受的、交流的，以及符号的关系，才能扶持我们。堕落还是得救，灾难还是拯救——这就是不同选择的图景，人们正试图以它来搭救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 生活从来不止 AB 面。从制造同质到拥抱异质性，嗡鸣的“反声景”式存在，解构了展览场域中长期存在的视听二元对立的主流认知框架。其变幻不定，如同光一般反向映照出视觉阈限之外的丰富与广阔自由，亦将展览的精神凝聚于嗡鸣的日常持续之中。或许，习得嗡鸣，在异变的摇篮中成为听觉有机体，自身化作“他山”之道，将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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