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17 18:34
文/李凝玉
在许多人眼中，余友涵是一个“抽象艺术家”，最为人熟知的是他以“圆”为基础的抽象作品。事实上，他的风格极其多变，早期他学习印象派、后印象派写生风景，80年代中期开创独特的“圆”系列，90年代转向“波普”、人物系列，2002年后他又回到风景，再次画“圆”。在晚期的创作中他不断和年轻的自己“相遇”，他变得更加自由，游戏于过往的风格语汇中。
“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展览现场，深圳美术馆，2025
3月底在深圳美术馆开幕的展览“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是余友涵逝世后的首次回顾展。不同于全局式的回顾，这次展览聚焦于他的早期和晚期创作，以此勾勒出他的创作生涯，展现他如何在时代思潮中找到自我，又如何在对自我的重复中不断创新。我们连线了展览的策展人刘鼎和卢迎华，以及余友涵的儿子余宇，听他们讲述背后的故事。
上：余友涵在创作中，2016，图源：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余友涵80年代在长乐路工作室
下：90年代余友涵在创作中
余友涵创作时有一个习惯，他在早期的、小幅作品中，往往以“友涵”落款，而在更多的、大幅的作品中，则签上全名。展览名“友涵和余友涵”对应的正是他的早期探索和晚期创作。整个展览就像是余友涵和年轻的自己，跨越时间，不断相遇。
上：1980年代，余友涵在教学，冯良鸿摄影
下：《1980-1》纸本油彩，39.5×54cm，1980
1973年，余友涵开始任教于上海工艺美术学院。经历过文革，这时已30岁的余友涵终于可以专注于艺术，他开始疯狂“补课”。他在自述中写道，“这时期我同时很注意学习国外成功艺术家的风格，如凡·高、塞尚、莫奈等大师作品，一有机会找到印刷好的画册、年历，就仔细地研究观看。我时常画了一幅画，把它放在地上仔细看，还找出大师的作品，看看两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慢慢提高自己的认识和鉴赏水平。”同时期，他研究抽象艺术，1985年，确立了以“圆”为基础的抽象创作，“圆”在之后几乎成为他的代表符号。
余友涵于沂蒙山考察，2002《沂蒙山 01》布面丙烯，260×112cm，2002
2002年，年近60的余友涵，已创作了享誉国际的波普风格作品，正进行着人物系列“啊，我们”。而一次沂蒙山采风，他重拾风景画，就像30年前他在上海街头、公园学着印象派画风景那样，不同的是，这次他开始融汇过往所有的艺术语言。10多年前的“圆”系列也再次出现，他又“回到”了早期的母题。早期和晚期创作之间就是这样彼此镜像和呼应。余友涵的创新不再是创造新的风格，而是在不断重复自我中找到新的表达。
“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展览现场，深圳美术馆，2025
《2018 10-4》布面丙烯，230×302cm，2018
展陈呼应着这种回响。不同于单一观展路线，展览设置了两个入口，从哪边进入都可以。策展人刘鼎和卢迎华向我们介绍道，两个展厅，一边是早期与晚期的风景画，另一边是早期构成、圆与晚期的风景画。“总体而言，我们希望整个展览能展现出艺术家创作中的两条大线索，如同两条河流一般汇入大海，浑然一体。”两位策展人还建议我们从一个展厅进入，看完后再重走一遍，这样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早期和晚期作品的关联。流连、徘徊，或许是观看这一展览最好的方式。
上：展览“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深圳美术馆，2025
下：《1983-11》 纸本丙烯，108×78cm，1983
此次展出的100多件作品，有近半数是首次展出，其中不少是余友涵的早期作品，它们过去都被存放在他的画箱里。展览通过研究这些新材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更为细致的全新故事。
余友涵在创作中，1980
《1981-12》纸本油彩，69×49cm，1981
余友涵是个出了名的塞尚迷。过往研究只提及了他对塞尚的研习，但这一学习过程其实充满着“误读”。“要知道国内对塞尚创作内核的系统性译介迟至2000年前后才出现，这意味着他早年对塞尚的理解主要是一个从图像到图像的推演过程”，没有看过原作，他通过并不高清的画册图片，努力汲取塞尚归纳形体和将色彩分区的方法。“而恰恰是这种模糊地、抽象地和艰难地对他者的借鉴与推演，帮助他建立了一种别样的现代想象。”刘鼎和卢迎华研究发现，余友涵1980年代中后期的风景画已超出写实的范畴，有了更多主观的表达。
“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展览现场，深圳美术馆，2025
除了塞尚，我们还能看到余友涵画中其他艺术流派的影子。
比如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风格，他在日记中写道：“毕加索画展看过后，我坐立不安，好像不是从前的我，他天才的火焰感染了我，把我也点燃了。”他学习毕加索的创作方式，“要大胆铺开，整体安排，不要节省颜料。”
作品中还有余友涵自己都未曾言明的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像米罗绘画中“圆”的符号和具有宇宙感的背景都曾启发他。
“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展览现场，深圳美术馆，2025
从表现主义的人像、立体主义风格的石膏像、带有构成感的抽象水彩画，到印象派、后印象派风格的静物风景，展览勾勒出余友涵学习的脉络。策展人们将作品和笔记、文献一个个对照，细致地梳理。我们甚至能在展览中看到余友涵每一年作品的变化，他学了什么风格，又如何迅速转化成自己的艺术语言。
这些作品也展现了时代思潮——“思想解放运动”深化，不同艺术流派、文化思想涌入，“文化热”兴起。余友涵用他的创作积极回应着时代。
上：《沂蒙山 05》布面丙烯，240×150cm，2002
下：《有花的沂蒙山》布面丙烯，199×108cm，2005
这些早期的探索涌现又消失，但最终都在晚期创作中爆发。
如果说在此之前，余友涵的创作还有明显的风格区分，那晚期的创作中风格被打破，不同系列互相融合。抽象的“圆”交织出山水风景的意象，波普风格的小花飘散在沂蒙山上。如展览前言所写，“他不断消化和游戏他在上一个阶段中所积累下来的经验，从而生发出轻松自然，超越某一风格和时间的‘晚期风格’。”
“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展览现场，深圳美术馆，2025
除了两个时期创作的连续，展览也展现出其中的变化。比如余友涵最具代表性的“圆”系列，早期与晚期作品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刘鼎和卢迎华指出，“此前的‘圆’承载着一种抽象的精神意涵和多样的形式探索，而2000年之后的‘圆’已不单单是形式，还是‘图像’，结合了绘画、形象与文学性的遐想……也更进一步融合了余友涵作为个体与时代的交互。”
上：《桥》布面丙烯，103×45cm，2006
下：《川金会》布面丙烯，157×68cm，2018
《东方之痛》布面丙烯，226×266cm，2015
创作于不同时间的《桥》和《川金会》有着同样的元素和相似的构图，但在《川金会》中余友涵把描绘风景的笔触转化成“圆”系列中的短线、点，他借用了传统纹样中的人物形象，作为对时事新闻的隐喻。
相类似的作品还有他2015年创作的《东方之痛》。作品延续“圆”的形式，但画面中出现了具象的小人，他们在抽象笔触组成的海里挣扎，传达出艺术家对当时沉船事件的痛心。
80年代“圆”的诞生，是感召于“文化热”的思潮，而晚期的“圆”，他融合风景、人物，依然是对现实的回应。
上：展览“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深圳美术馆，2025
下：《最乐山房》布面丙烯，130cm×160cm，1986
除了与时代关联，余友涵的创作灵感还来自日常生活和个人感受。
他酷爱古典乐，是发烧友，库房的顶楼都被他改造成了专门听音乐的空间。为了隔音，他将墙面铺就了白布，充当隔音海绵。一次他偶然在布上画了几笔，便一发不可收拾，作品就这样诞生了。作品名取自巴赫的乐曲，那是他的最爱。
如果仔细阅读余友涵的作品，你会发现他的孙女小时候画的抽象画、母亲的题字、骑了20多年的自行车等等，都能成为他灵感的源泉。
在余宇看来，父亲的创作来源于生活，“虽然他也有形式语言的探索，但他的抽象并非剥离开意义的纯形式，是充满丰富意涵的。”
上：展览“友涵与余友涵：余友涵的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深圳美术馆，2025
下：《人和瓷器》布面丙烯，90×110cm×2，2000-2001
展览现场，一面墙贯穿了两边展厅，上面挂着余友涵从1958年到2018年间创作的自画像和带有自传特征的20多件作品，刘鼎和卢迎华形容其统领了整个展览的叙事，像是个关键词，观众从展厅的任何一个方向都能看到这些自画像。
这其中有1970-1980年代他创作的油画头像，1989年他和装置作品的合影，还有的自画像与他作品中常见的石狮子、兵马俑图像组合。
余友涵工作室院外停放着他骑了20多年的自行车 图源：PSA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花之车》布面丙烯，110×90cm，2012
几幅非人像的画作也被纳入其中，视为余友涵“自传式”的印记。
自行车，是余友涵画作中常见的元素。1998年，余友涵已转向“波普”风格，画中的自行车由各种民间花布纹样拼贴而成，艳丽喜庆，红色的小花散布在四周，画面上方写着“我骑上花之车前程似锦”的字样，呼应着80年代后期开放的冲动之潮结束后，转向一种以经济和小康生活为目标的社会氛围。
一张画了“上海余友涵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的招牌，是2007年余友涵为申请画作仓库而画的，虽然后来“公司”作废，但这块“招牌”却保留下来，记录了这样一件轶事。
“它们都是余友涵作品中少有的直接展示他与时代的对话交融。这些自画像成为一种记号，标记着他在各个时期的某种关切与心迹。”
余友涵和儿子余宇
余友涵在工作室里用创作观照时代和自我。回到家，他则是位亲切的父亲。
受父亲影响，余宇从小学画画、书法、古典乐，“小时候不懂，但我在40岁之后明显感觉到这些爱好的珍贵，生活多了很多乐趣。”
他们会一起聊艺术。“父亲总说一定要有审美，然后才是创作。”
余宇后来学了建筑，父亲常让他多画草图、多出方案，“因为创作并非全凭感觉，得靠理性和创造力。”
余友涵在桂林作画，2009
余友涵的大孙女在作画，2009
家里的艺术氛围浓厚，余宇的大女儿从小就跟着爷爷画抽象画，画室里一度挂满了她的作品。“他很喜欢孩子画的画，在他看来艺术创作就是玩。”
余友涵在家里的工作间，2007
通过一场展览，我们重新认识了余友涵。展览提供了一个结合时代背景但并非囿于历史、社会等宏大视角的观看方式，它关注更为复杂的现实和那些“溢出”单一叙事的部分，正如策展人所言，“寻找激发艺术家变革的思想动力，发现其中的褶皱，展现其偶然性。”
余友涵在创作中没有一味地追寻新的风格，相反，作品中充满着迂回和反复。在刘鼎和卢迎华看来，正是“‘早期经验与晚期风格’之间的丰富弹性，动摇了那种递进式发展观的一般性理解。”
余友涵在创作中不断回顾自身，不断变化，他用实践告诉我们：在艺术中，探索自我创造，可以一直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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