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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体城市到控制论

作者: 石青 2021

2018年我在重庆完成的作品《菌、暗物质和流体城市》,也许可以回应一下我对“水体”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理解。作品是关于物质世界、生物以及人类生态的一个科幻小说式的描述:长江作为一个已经完全自组织化了的巨形有机体,沿江而下,与机器、城市等硅基化智能进行缠斗的过程,最后,在入海口与另一类型的海洋巨型有机体相遇。

一般来讲,水系都是单向流动的,具有一种不可逆性。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讨论“水体”和双向流向?即一个正向流向和一个逆向流向。这显然有悖于日常经验对河流的理解,因为单向流动已经锚定在一种清晰的、明确的认知之中。但如果把水体、时间以及物质流动本身的因素包括进去,其实逆流一直都是存在的。

王洪喆在演讲中谈到一个比喻:就是水系和树干的关系,水系可能更像逆向的树干,是从各种支流汇聚主流,树干是从主干长出分支。这是一种逆向分析,也和网络有关。在我的作品中所涉及的逆向,比如历史上以上海为起点,沿着长江水体从上海到内陆的逆向物流路径:抗战期间,大量上海工厂武汉工厂都是沿着长江逆上,最终到达重庆;冷战时期中国进行的大规模三线建设,也有大量工厂和技术人员从沿海地区沿着长江从上海到达四川腹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中的工厂转型和引进外资,也是从更远的海洋界面而来,如重庆汽车工业最早引进的是日本流水线,今天在重庆有很多人工智能的产业园,而这些企业的源头同样来自位于上海的总部,相当于这些技术、物资及人员也是沿江而上的顺序。同时,长江本身作为一种水的势能,通过三峡水库进行发电,自身就带有一种流动能量;近三十年大量从腹地到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的转移,也可以看成是另外一种能量的流动。在今天所谓的全球化背景下,物流、水体、劳动力、社会进程以及生命本身,都是在一种双向的流动中发展的。

此外,在涉及“控制论”和“社会组织”的“水体”话题中,还谈到了水流的顺势和逆势,以及自动化延迟的概念。我觉得在今天讨论控制论,也可以说是如何重估控制论。控制论的重新提及,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热门话题:物流、人工智能、生态学、后人类,等等。而且今天讨论控制论具有更加复杂的面向,至少可以看到隐含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晚期资本主义本身的流动性需要,另一个是曾经发生的在社会主义机制下的控制论实验。我们看到,这个控制论的分水岭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是朝向不同流向、不同性质的两种实践。对于这两种实践,我们又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控制论焦虑。其中一种——也是今天普遍的对于控制论的焦虑,认为这个技术是与晚期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非常亲近的工具,是用来对社会进行管控和监视的。另外一种焦虑则来自自由人文主义的焦虑,担心控制论一旦进入社会领域,就会对传统的人文主义产生伤害,这涉及个人的主体性问题。此外还有第三种焦虑,来自对以往以社会主义名义下的控制论实践的一种失败焦虑,比如苏联在国家层面的中心化计划经济下的应用,还有如智利阿连德政府的“赛博同步计划”的失败,其失败原因不仅仅是发生了政变。

王洪喆讲过,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群众运动基础,中国最初的运筹学、系统论一直都与这些运动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在控制论的运用中一直存在着思想的分水岭,控制论到底是资本生产得心应手的工具,还是真的可以导向某种自由解放的目标?由此可以看到两种控制论:一种来自冷战时期的美国军事科学,强调一种反馈回路维持的动态平衡,用于中心化管理和控制;另一种建立在自组织和自创生的理论基础之上,是去中心化的,通向开放和进化的控制论。但无论是晚期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还是我们所期待的一种新型社会重新构建,都是在一个非常庞大的规模上进行的,之前可能是在国家层面上,尤其像美国、苏联和智利这样的例子,今天可能就要面向更加广阔的行星级别的生产和分配。对于资本来讲,需要这样的流向,信息、商品和资本循环被要求是顺滑的,没有损耗的,一定是去延迟和去噪音的。

作为一种反对意见,如何增加中间环节的延迟,进行差异化,构成了今天破坏这种循环的斗争策略。我想问的是,这种通过打乱节奏或者中断流向的策略,也许是有效的,但是它如何通向一种新的可能性?以往的方式——比如说通过个人性或是平台式的反抗,在今天是无效的。我们怎么从一个原子化个体,成为一种真正的行动网络,或者说成为集体力量?这是今天重新进行社会组织所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一思考也会牵涉到另一个话题,即来自中心化的管理和监控。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同样存在着与精英管理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历程。当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智利阿连德政府的方法就是在整体控制循环中设置一个工人管理和回馈环节。这些既往的社会组织方式在今天是否适用,也是我们今天必须考虑的问题。

今天如果要重谈新的社会组织,我认为首先是一个新主体生成,而不是说一个所谓技术或方法的升级,不过这两者可以同时发生,也是相互塑造的。中国控制论最早的设计师钱学森也非常强调人的因素在系统论当中的重要性。二阶控制论采用自创生和自组织理论,也包纳观察者和参与者在内。重新组织和主体的新生成也是一个不断递归的过程,这是控制论所关注的,也是这个时代包括生物进化、地球生态学所共同关注的。

最后,我还想谈一个人,想确定他的思想是否能成为今天进行新的社会组织的一个方法和动力。他发明的很多概念,如生成、机器、自创生、装配,和控制论中的很多说法就很暗合。他本人也是多个自组织项目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他就是法国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借助他的主体性生产和生态学等,也许可以对前述话题做进一步阐述。同时,加塔利对艺术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也寄予厚望。无论是生成、自创生,还是审美范式,都在告诉我们如何走向一种创造性开放,而不是处在一种传统的控制论中的封闭循环里;如何在可感知有限性中建立无限性创造潜力,最后走向人类个体及群体层面,生成新的主体。这里,他把创造力当作是进行新的社会连接、生成及组织的“解药”,而这副“解药”告诉我们:只有在不同创新和生成中,才具备走向新组织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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