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对王友身而言有两重含义：既是他的职业，也是他艺术工作的方式。1989年在“中国现代艺术展”上他与杨君合作的作品就是以传媒的基本信息载体--新闻图片为主题的。为了制作一幅“人的广告”，他们用带三角架的相机采用自动测光及每隔一分钟拍摄一张的随机性的“新闻”程序，记录了在中国最著名的闹市区——北京王府井单位时间里进入相机取景框范围的人群图像，在放大制作完上百幅图片后，他们在作品表面用油漆涂写上巨大的√字符号，并覆盖上一张真正的法院布告。这幅作品强烈的批判性的社会学指向虽然在王友身以后的作品中并不常见，但发掘摄影图像自身巨大的信息能量开始成为王友身工作的基本方向，这种努力也使他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使用摄影图像最富个性和最为深入、成功的艺术家之一。

以1994的《清洗•我奶奶去世前后》为标志，王友身开始形成自己对图像处理的完整的工作形态，在这组以家族图像为素材的作品中，他利用图片的成像和清洗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化学程序，使图像的真正呈现处于某种暖昧和矛盾的状态之中，这也成为王友身处理图像信息的为独特和最具专利性的观念主义手法，在这观念手法中，不仅仅是图像本身的信息，而且包括成像和去成像(清洗)的化学过程都可以强化和变异图像的信息能量，后来他又加入了“清洗空间”:暗房这个三维因素。1995年在日本举行的中日韩三国“新亚洲艺术展”上王友身使用这种手法成功地处理了一个反战题材，在《清洗•1941大同万人坑》中艺术家以大同万人坑惨案图片的成像和清洗的悖论过程探讨历史的记忆和遗忘间的复杂情愫。近年来他大量使用现成新闻和私人图片在作品中涉略到一系列性质各异的重大题材:从人的家族意识到自然与城市的关系，从人的社会身份认同感到信息时代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的潜在压迫作用， 这些都体现了中国观念艺术的一种社会、人文和历史性关怀，在《清洗•千年虫》、《清洗•风景》中这些问题都在这种独特的观念手法中得到了有效地视觉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