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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东,寻求诗意真理的陌生人

作者: Marcella Beccaria 2006

“因此,在两种语言之间,你的疆界是沉默。用不同的方式讲述,每种方式都同样地毫无新意,不相上下,因此,最终,我们什么都不说。” 对Julia Kristeva而言,沉默无可避免地陪伴着陌生人,他们远离故土,受到两种语言的压榨,就像身处老虎钳之中。但是Kristeva懂得,陌生人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与他人相遇,或即便是与真正的自我相遇,也会像置身他乡一样带来同样的困难。



为期三个月的沉默:杨福东的第一件作品是1993年在他就学三年的美术学院中创作的表演,在此期间,这位艺术家迫使自己消除所有语言交流。作为自我限制的艰难探索,这件作品来自于从事其它艺术形式的渴望,因为当时这位艺术家正在学习绘画,他将这种技巧作为主要关注。“三个月中,我保持沉默。”艺术家回忆说:“对我而言,这种经历不仅是艺术化的,而且是极其有决定性的。在三个月中,你会意识到周围的事物如何改变,有机会构建起自己的性格、内在,与每天变化的一切进行对比,包括别人观看和感觉的方式。” 作为谈判行为,标题《别处》代表着对某个地方的搜索,在另一个维度,内省之旅的方向。如果这件作品被看作是这位艺术家今后几年中诸多作品的导言,从这次象征性的旅程中回航,意味着与现实的距离、邂逅或冲突。



微妙的存在主义不适和与偶发现实的艰难关系是杨福东之后电影、录像和照片作品中主人公所共同面对的状态。二三十岁的男人和女人,这些被艺术家的眼睛所探索的人物属于仍然担负着选择和定义未来的重任。融入他们行动的背景是中国,有时被艺术家诗意地被美化为时空之外的某个地方,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明显地辨认出是现代中国,这个新崛起的经济巨人已经进入了消费主义的全球文化。杨福东诞生在北京郊区的通县,在杭州美术学院主修绘画,这个学校现在被公认为中国多媒体技术的一流学院之一。 1997年,没有经过正式培训,他开始拍摄第一部电影《陌生天堂》,1998年迁往上海之后,他于2002年完成了这部电影的后期制作。 尽管这并不是明确的自传体影片,但它与这位艺术家的个人历史密切相关,背景是在杭州这个现代与传统共存的城市。杭州,由于风景如画,常常在中国文化中被称为“天堂”,数个世纪来,它一直是画家和诗人的灵感来源。 然而,影片的主人公郑处梓(音译)对美景视而不见,终日无所事事,忽略未婚妻的关心和与另一位年轻女子的友谊。他为频频折磨着自己的疲累感而担心,尝试发现其中的根源。无数次去医院看病,并没有带来帮助,医生们诊断不出任何疾病。从他的行为中,我们了解到,他的萎靡不振事实上是令人麻木的厌倦,存在主义的忧郁令他疏远人群,让他无法维持任何日常存在的真实关系。他的不活跃与另一个人的短暂出现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断断续续地出现,有时不断嚎叫和移动。尽管这个人可能疯了,但与郑处梓不同,他能够展示出对生活的反应,即便这些反应以愤怒的形式出现。



由长镜头和空镜头所主导——将一堂有关中国绘画功能的构成原则课作为序幕——这部黑白影片以柔和的灯光为特点,艺术家在之后的影片中也采用了这些技巧。 回顾自己的作品,杨福东提到了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的影响,诸如1937年的《马路天使》或1948年的《小村里的春天》。 《陌生天堂》似乎也与新浪潮电影存在着有趣的对应,但这位艺术家认为这来自于间接的巧合,因为两者都是简短的记忆碎片,而不是具体情节,而自己只是读到和想象这类电影。 这种人类状态的表达,从Saint Augustine到Baudelaire、Flaubert、Svevo和Sartre,西方文学作品将其标志为XX厌倦、坏脾气或倦怠,而《陌生天堂》是在当代中国进行的诗意分析。杨福东说:“我在电影剧本中写的是我在杭州期间对周围人的感觉。他们都是和我一起学习的人,在即将毕业时,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真实的生活,因此必须决定该做些什么,是否终生工作或是做些别的事。突然之间,面对现实,他们或许会失去以往的远大志向。”他继续说道:“主人公确切代表着我在当代年轻人中看到的这个方面,对决定、行动和创造的无能为力。”



《别担心,会好的》(2000年)和《第一个知识分子》(2000年)摄影作品系列代表着对这个主题的继续表述。《陌生天堂》的纯净气氛突然转变,但杨福东的作品始终能够运用不同风格,引发所用媒体的独特品质。两个系列都以对广告语言的直接暗示为特点。在《别担心,会好的》中,主人公们是四个年轻人,在现代化的居所(高层公寓)中拍摄。他们的外形美丽优雅,似乎蕴含着新中产阶级的自信,这个阶级令中国经济迅速升温。然而,每张照片都由英语作为补充,构成标题;在红色背景上,这些语言带来不和谐的元素。这些短语表达出原本隐藏在安全方式和行为下的想法,表达出不安感,成为对每张照片中当前时刻的注释。在其中一幅从公寓上方拍摄的照片中,这一群人向外俯瞰整个城市。有意地排除在画面之外,但仍然反映在这些年轻人的眼睛里,我们可以想象到上海高楼大厦的耸立、建筑工地的喧嚣以及一个不断成长的城市的剧烈活动。与城市的艰难关系也是一套三幅摄影作品《第一个知识分子》的潜台词。这个系列描述了一位受伤的办公室职员,记录下他在自卫行为中的不同瞬间,他拿起砖头,试图将它投掷出去。上海出现在背景中,并没有进行描述,但的确存在,就像这个人希望攻击的侵略者一样。艺术家表示:“这件作品的主人公是被攻击的人。他希望反击,但却没有目标。”这个人迷失在塑造自己的社会中,在路中间被杨福东捕捉下来,孤独,狂乱。



“我感觉自己像在上海的陌生人,就像我试图在政治压力随时可能干涉的环境中做事。和所有人一样,我就像那个‘第一个知识分子’……。希望建功立业,但是最终一事无成。每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都雄心勃勃,而显然存在着来自社会或内心地阻碍。‘第一个知识分子’不知道问题来自于自身还是社会。” 在无数场合,这位艺术家描述着他与这座他选择生活其中的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表达着他对都市环境的疏远,发现他的不安似乎也明显存在与许多城市人中。关于上海,“这座城市就像将这么多人留在他们自己的梦想中。” 或许这是最近10年来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在1992年的国庆讲话中,邓小平将上海描述为中国进入新千年的实验室。 上海是对消费主义敞开的城市,在这里,中国发展出自身的资本主义模式,反映在浦东新区未来主义的摩天大楼日益扩张。目前的900万人口还将继续增长,中产阶级也将如此,这个白领阶级在这个城市的劳动力中占据规模庞大的比例。在录像作品《城市之光》(2000年)中,杨福东也将注意力转向这个新的社会阶级,创造出以超现实主义讽刺为标志的肖像。录像作品中的主人公屡屡被中国传统音乐所打断,他们是两个男人,穿着着白领办公室职员的服装,彼此相像,或许是同一个人被分割成两个。在城市背景下——一座公寓或位于摩天大厦中的一间办公室,两个人走着,相互追逐,传递着雨伞,或舞蹈着。这就是他们的日子,之前和之后都是完全相同的生活。他们的行动偶尔缺乏逻辑,近乎好笑,悬挂在美梦和噩梦之间,似乎诠释着都市背景对居住者的心理效应,这种精神分裂症折磨着人们。象征性地,在录像作品的结尾,其中一个人用手枪对准目标。经过剪辑,制造出突然并列的效果,下一个镜头展示出这座城市无数喧嚣的建筑工地之一。



支离破碎的剪辑和非线性叙述的偏爱是这位艺术家的电影和录像作品中重复出现的元素。这些技术选择对应他的意图:希望创作出能够带来不同诠释的作品。之前,在上面提到过的《陌生天堂》中,杨福东用长镜头拍摄主人公跳入水中游泳,之后的画面是这个人在游泳池里训练。思想和梦想无法与现实区别开:郑处梓是否从了无生气中醒来,去户外游泳,还是只是梦想恢复了失去了的勇气,宁愿选择游泳池的安全?艺术家说:“对我而言,不存在已经完成的电影。我的确按照自己的构思制作了我的第一部电影。结尾留下了许多可能的方向。”在影片《后院,太阳正在升起》(2001年)中,四个人穿着文化大革命的制服,似乎正在进行战斗演习,或许看上去并不像艺术家在孩提时代所看到过的,当时他跟随着当兵的爸爸。然而,这一群人的兴高采烈并没有可以辨认的目的,似乎缺乏意义。这些人似乎是来自另一个年代的遗物,从过去的连环漫画中跳出来的角色。在录像作品《蜂蜜》(2001年)中,主人公再次通过连续不断地更换服装来代表各种身份。在她周围,一些人会面,打牌,抽烟,制定并未描述出来的阴谋。杨福东似乎从侦探片或电视剧中借鉴情节,就像电子游戏中的人物,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必须行动,但他们似乎被剥夺了对行动进行思考的能力。在某些作品中,杨福东开发了电子媒体的潜力,将装置作品放在多个频道上。在《今夜月色》(2000年)或《苏小小》(2001年)等作品中,展览空间的饱和使观众沉浸于视觉、听觉和近乎触觉的体验。这位艺术家发展到在《今夜月色》中使用24个频道,重现了东方园林的景象,加深了丰盛植被和身穿办公室服装的人们之间的对比。



在上述作品中,众多叙述层面的存在对应着这位艺术家对多重意义的有益探索,制造出积极的模棱两可,目的是增加不同的诠释层面。 随着对现代中国和千年文明所经历的变化进行公开沉思,杨福东的作品引起无数问题,而并未提供陈词滥调的答案。“似乎年轻一代已经失去了理想。我尝试着不要对此进行判断,但是在我的作品中,我寻找着他们所失去的东西。”艺术家宣告着。 如同规模宏大的史诗传奇,《竹林七贤》项目计划通过五部影片调查这一代人的焦虑。 艺术家说道:“这个项目的创意出现在2001年至2002年之间。我希望我的故事以现代世界为背景,我希望主人公是年轻人。我的目的是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感觉,尝试了解他们对未来的期望。”第一部分完成于2003年,发生在黄山,这里是中国绘画中的著名景点,也是目前广受欢迎的旅游胜地。这座高山笼罩在云雾中,被杨福东描述为神秘的地方,这里的怪石、松树、远景和悬崖以浪漫主义的手法代表着影片主人公们(两个女人和五个男人)深受困扰的思想状态。在最初几个场景中,这些人物赤身裸体,摆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姿势,坐在岩石上。他们的裸体以及在中国绘画传统中从未出现过的元素可以被解释为全新的开始,精神重生和净化的时刻。 影片中的其它元素——模糊的黑白图像,过时的服装,语言交流的缺失——共同强调着超脱短暂现实的渴望。



这部电影的特点是摄影机的缓慢移动。音乐伴奏由鼓声和呼吸声构成,突出空镜头与主人公近镜的戏剧性。偶尔,每位年轻人会成为叙述的语音。他们经过谨慎衡量的简短话语围绕着童年回忆、对目前状况的焦虑和对未来的渴望,对应着每个人物的意识流。杨福东所描述的现在有意地缺乏特征,难以获得历史定位,而是强调着这群人所承担任务的通用价值。艺术家表示:“这部影片是没有时间范畴的。人物穿着来自20世纪40年代的服装,有一点像我在书籍封面上看到过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照片。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却是具有现代感的汉语。我希望留下某些不确定性,因为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年轻人。”对西方观众来说,这部影片的时间静止性令人联想起Giorgione的绘画《三位哲学家》,在一片神秘景色中发生不可能的相遇。而杨福东的标题直接指出的这个时间存在于历史和传奇之间。由于其政治含义,竹林七贤的故事是中国古代绘画中频频出现的主题;它指的是一群学者、叛逆艺术家和诗人,根据传统,他们拒绝儒教,后者主张社会承诺才能带来德行。 这些人选择不参与官僚阶层,宁愿过着隐居生活,培养自身的个性。他们在竹林中隐居,遵循道教,整日沉溺于清谈、吟诗和音乐,品尝美食与美酒。



继黄山的远足之后,杨福东影片的第二部分完成于2004年,仍然是黑白影片,场景转移到了都市公寓的室内。户外地平线的广阔被内墙的亲近所取代。影片再次从隐喻的画面开始,由两位主人公进入这个世界,在影片中,他们从漫长的睡眠中苏醒过来,悄无声息。在屋内,每个人都执行内省的任务。爱和性,象征性的通过仪式从一个年代到另一个年代,是这个旅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沉默的时刻交替出现,对话片断不时打断日子的流逝。有关目前正在制作的影片,艺术家解释说:“在第三部分,这群人前往乡村。这次旅行将乘坐牛车。在乡村,这些年轻人像农民一样生活。在农场里,他们耕地,放牧,从而产生某些感觉。在空闲时间,他们读书;他们的日子在阅读和乡村生活的典型关注之间交替。在这个背景中,爱情故事也发生并且展开。”杨福东继续说着:“乡村生活为主人公们提供他们并不知晓的体验。乡村的残酷不同于城市。例如,他们用来耕地的牛逐渐衰老。根据乡村生活的逻辑,当牲畜逐渐失去工作能力,就会被杀死。这个场景是影片中的关键时刻。违背他们的意愿,这些人物获得了全新的意识,对乡村世界的不同观点。”在影片的第四部分,艺术家计划让这些年轻人生活在小岛上,最终返回城市。杨福东解释说:“在通常的想象中,小岛对应着乌托邦的生活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将第四部分的背景安排在这里的原因。”总结整个系列的第五部分将体现回归文明的主题。艺术家预期“背景将是一个城市,一个现代化的地方。气氛十分积极,符合主人公们即将面对的自由而开放的生活。快乐的年轻人们将不复记忆在另外四部短片中曾经发生的一切。他们的生活将没有记忆,不会想起前四个段落中发生过的经历。”



尽管仍在制作中,杨福东所构思的这个电影项目共分为五个部分,注定将成为重要的反思时刻,包括对现代中国、当前变化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他们对角色和身份的寻找。他说着:“我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 杨福东属于选择在这个国家生活的一代艺术家,他们得益于新的文化开放,也将作品贡献给正在发生的转型。 发挥作用的意识是其艺术反思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道:“艺术家所寻求的是勤奋、认真、甚至艰难地独立工作,以期作品能够产生作用。对我来说,今天社会所发生的一切是我们以各种方式来看待和感知的伟大变革。这种转变与人们的心理态度有关,代表着思考方式和意识形态中的诸多变化。无数因素带来影响,首先关注传统价值观的缺失以及传统所占据的份额。与此同时,新事物的到来和宣言有时是只属于自己的存在,这种存在并没有太多意义。同时遗失的还有共同生活的概念,寻找更好生活方式的集体进步。”很明显,某些作品的现代背景与另一些作品中所蕴含的非时间概念形成强烈对比,可以看作是对现代中国的诠释,在过去十年中,这个国家经历了西方文化花费了50年才消化的变革。因此,杨福华的作品描述了正准备将祖国推向新千年的年轻一代,同样提出了如何与最近的历史保持复杂关系的重要问题。他说:“许多年轻人,我主要指的是继我之后的一代人,根本没有考虑过过去。此外,他们甚至不需要忘记它,因为他们并不了解。”



与这种遗忘感并不一致,但是仍然记得努力现在的紧迫感,杨福东的作品常常影射来自中国传统的人物,混合着流行智慧的元素。这类元素是《贾二》和《等待》(2005年)等作品的特点,这两部作品都是他最近的录像装置作品。拍摄于2002年的《贾二的牲口》由艺术家为在Castello di Rivoli举办的展览而重新剪辑,在那里,也采用了全新方式进行安装。 这件装置作品涉及两个相互连接的空间,每个空间都投影放映着一部录像。这两部录像中的背景和人物都是相同的;在华南地区茂密的茶园中,一个人来自城市,或许是逃跑的学者。这个人疲倦而又迷失方向,只携带着沉重的行李箱。一位茶农正在工作,还有一位农民,带着反应迟钝的同伴。在第一个空间放映的第一部录像中,这个农民攻击了城市人,在他洗脸时把他淹死在溪水中。在另一个农民的协助下,他埋藏了城市人的尸体,但是两人之间发生了争执,结果两个人都死了。茶农拥有了行李箱和里面的物品。在第二部录像中,两个农民救了城市人,让他取暖,给他吃东西。而这个人忘恩负义地杀死了他们。由杨福东制作的这个双重故事来源于两个著名的中国传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是第一部录像的来源,螳螂偷偷潜近知了,但没有发现一只小鸟正在背后,准备吃掉它。其寓意是背后总会有更强大的人。第二部录像的来源是一位农夫在冬天救了一条蛇的故事。为了让它不致冻僵,他紧紧抱着它,把它放在衣服内。作为交换,当它醒来时,这条蛇用致命的一啮作为报答。”

在阴谋和寓意上,西方文化中也有着两个故事的不同版本。 “我拍摄了相同故事的两个不同版本。”杨福东说道:“可以有无数其它版本。就像走上了通往许多不同方向的道路;根据所选择的道路,会发生不同的情况。诠释这件作品的另一种方式是相同的现实可以有两个版本。在学校里,老师教育我,同一个人不能同时进入两条不同的河流,一只脚在一条河里,另一只脚在另一条河中。这意味着在生活中,一种方案也会排斥另一种。”



或许人们对每个版本都要看上多遍,才能完全理解所叙述事件的顺序,没有对话,只有周围环境的噪音和农民的突然哭喊。这件作品的安装方式会引发公众的期望,创造出轻微的迷失方向感,特别由于展览空间的复制,显然以两种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重复。除了投影以外,每个房间都包括陈列柜和行李箱,后者与录像中的完全一样。因此,每个行李箱包含数台显示器,以连续不断的循环方式传输着两个故事的其它片断。在两个放映画面上,许多帧是类似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但选择跟随其中一个故事,就无法看到另一个。最终,在两个版本末尾的演职员名单中,四个人物大笑着,轮流扮演着受害者和行李箱幸运得主的角色。我们无法不质疑所观察到的事实的顺序和逻辑。因此,《贾二》是对叙述概念的研究,对多个诠释层面的分割,以及充满意义不确定性积极价值的调查。



《蛇的复活》(2005年)也采用同时发生的叙述层面。这件装置作品采用双重录像放映形式,周围环绕着10台等离子电视。这件作品为Castello di Rivoli的展览空间特别构思,讲述着一名年轻战士、一名叛逃者的故事,它描述着他生存斗争中的某些记忆。一台等离子电视展示着者个人的故事,蒙着眼睛,坐在马背上,被绑在马鞍上,前往未知的方向;与此同时,另一台电视显示着他的画面,绝望地寻找水源,试图打破冰冻的湖面。或这名战士走在草原上,或爬在树上,满怀希望地眺望地平线。在另外三台电视中,这位年轻战士偷偷注视一支葬礼的队伍。房间中央的画面呈现夜晚和白天场景的对比。在一边,这个人似乎身处夜色之中,烤着火,吃着他捕捉到的猎物;而在另一边,这个年轻人跪着被枪毙,然后倒在冰面上,皮肤死一般地苍白。

除了这名战士之外,这件作品的其它主角是风景,由艺术家使用广角镜拍摄。这些画面包括草原的荒凉,传达着冰冷的冬日,而专为王维的诗句撰写的配乐突出了特定时刻的情绪本质。正如杨福东作品中常常出现的那样,动作和静止占据相同比例,因为在明显停滞的时刻,人物的心理活动最为剧烈。

非时间范畴的维度再次至关重要,由艺术家通过故事细节、剪辑和装置为这部作品营造出来。很难定义这个事件展开的确切历史背景。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它发生在某种历史中的现在,由于无可避免的循环性,这个故事已经经历过,但注定会再次重复。作为敌意土地上的陌生人,这名战士并没有说话或发出声音;正如杨福东的第一件作品,唯一可能的语言维度是沉默。在乐观主义和悲剧感的彼此交替中,这名战士的逃亡值得写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级小说,但很明显,艺术家并不注重具体的结果,无论积极还是消极。相反,正如本文中讨论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在这部作品中,杨福东表达出他寻找诗意真实的方法,在这里,逻辑的缺失以及对交替和距离的强调让他能够表达出他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





Marcella Beccaria

(由Marguerite Shore译自意大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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