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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后罗子丹的作品

2006

尊敬的艺术同道、爱艺术的朋友:
近来我经常遭遇一个类似的问题:“你最近还做吗?怎么很久没看到你的作品了。”而我总得老老实实、呆板的回答:“还做。”对方也会继续问:“是些什么样的作品?”我多少有些语塞—— 一言难尽。其实2000年后我的创作步伐并未放慢,只是一直懒于疏理自己过去的作品。
2000年前我创作了很多实验/行为艺术作品,可能实施每每选择在公共场合,而且邀请了众多的大众传媒,所以很多人知道。2000年后,尤其是暂时离开成都那段时间,我实施的作品少有在一个城市的中心、公共场所,而我又不善于与专业媒体往来,尤其是很多作品涉及到大量的文字与图片,所以2000年后我几乎把所有的作品放在了网络上,我一直是这样的观念:哪怕只有十个人看到作品的真相——胜过十万人看到一个炒作出来的假象。
为什么选择网络?另一个原因是我不能忍受某些专业媒体这样一种态度:认为你艺术家拿作品来寻求发表就是来求他出名。作品发给网络媒体往往简化多了:一封E_mail,往往不见面、也听不见声音,就事论事,用就用,不用拉倒。还有,对网络的支持也表达了我对互联网的一贯看好,我们都倚重互联网或IT空间能带领我们与时俱进、根除我们身上的种种陋习。
闲话就不多说了,我这里把2000年后自己的的作品整理了一下,并附上相关网址,欢迎大家浏览并提出宝贵的意见!
让我们越做越好!
罗子丹2006.12.9祖母的厨房

题目:《流氓化给知识分子带来自由?》
时间:2000年1月13日晚10时
地点:北京 忙蜂酒巴
材料:宣纸、毛笔、墨、皮带等
实施:罗子丹先狂饮一扎啤酒,现场观众随意命题后作者即赋诗一首,书写在地面的宣纸上并且朗诵,随后,作者解下腰间的皮带往返抡于纸面与作者脊背之间,呼嚎不绝(一声呐喊,发力,将皮带猛抽打在纸面上;皮带被反弹抽打在作者背脊上,痛而嚎......如此反复,一气呵成),纸渐烂,罗子丹脊背渐增赤痕(耗时10分钟)
网址:
http://static.chinavisual.com/storage/contents/2002/09/24/4562T20020924094128_1.shtml
http://www.artss.cn/dispbbs.asp?boardID=10&ID=1950&page=3
知识分子流氓化不仅是一个话题,它对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环境中的艺术家本人有着切身的触动。生活(作品)中,先流氓化起来的“模范”对罗的伤害,再是尝试流氓化的罗对文本的痛恨(鞭打)——同时也是自我伤害(他暂时还缺乏对他人伤害的勇气)。知识分子要流氓首先就要用流氓的态度解构文化,可能历来的开国皇帝也有流氓的一面,所以有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这始终还是为着国家的大一统。
作者总以为流氓化和知识分子缺乏信仰体系支撑所感到的迷茫有关,但作为知识分子,表现出茫然是很失面子的一件事,所以不如表现出流氓。当然,流氓化在一个道德体系败坏的大陆无疑能给知识分子提供某种自我保护(敷衍),也是对那些形而上沉重问题的龟避。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新女性开始更喜欢一个有流氓气的知识分子,就象养狗喜欢养有野性的狗一样。传统书生气的知识分子在新女性眼中难免显得阳萎。
或许传统文化总是束缚着我们身上的野性,所以我们的野性总要周期性的爆发,去推翻传统文化,弄得好了,就是革命,就是革新。但是,就象后现代是对现代的通过,大陆没有真正经历现代,谈何后现代?我们根本还缺乏对传统的掌握,谈什么颠覆传统?人类经常爱重复犯一个错误,一小撮人登上了珠峰,马上到处开新闻发布会,宣称又征服了一座大山——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一群蚂蚁爬上了土块的尖端它们就四处宣扬?人类之于这宇宙又比蚂蚁大多少?所以,知识分子流氓化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极其自私的变态心理——为着追求幻觉中的自由。
流氓化的过程中,我们丝毫无法解构任何文化,只能伤害他人和自己。这里的自由也无法上升为精神层面真实的自由,更象是暴饮一坛酒之后的匹夫之勇——酒劲一过,人便后悔。

题目:《行为报告:富有知识分子流氓化倾向》
时间:2000年2月17日
地点:北京Club Vogue
材料: 中式皮革卧榻,老式案几、贡品、蜡烛台、酒精灯、香炉,一瓶轩尼诗XO、两瓶坤酒,录象投影(关于“一个白领在垃圾堆里捡钱”)
实施: (从酒巴的音乐中挑选出一曲节奏较快,较慌乱的现代音乐作背景)然后罗身着中式马褂,盘腿端坐榻上,几碟小吃,蜡烛、香炉,酒精灯如供品般陈列面前的案上,身旁的侍女则不时将饮品、食物送到罗嘴边...而以前罗西装革履,汗流满面在垃圾堆里翻捡钞票的录象投影则不断透越罗投射在其身后的大屏幕上...罗时躺、时坐、时起,不时作出小鸟似的手势,或将自己牛饮XO的姿势留在在身后的屏幕上...并面对投影仪的光束亮出他雪白的衬衫及肥硕的肚子...最后,罗以出人意料的粗暴呵斥侍者关闭了投影仪,从而终止了表演。
网址:
http://www.artss.cn/dispbbs.asp?boardID=10&ID=1949&page=3
http://static.chinavisual.com/storage/contents/2002/09/24/4558T20020924092501_1.shtml
http://static.chinavisual.com/storage/contents/2002/09/24/4562T20020924094128_1.shtml
http://static.chinavisual.com/storage/contents/2002/09/28/4603T20020928094928_1.shtml

题目:由罗子丹导演并参与实施的大型实验艺术活动《 老家 .人们 .坟山 》
http://arts.tom.com/1029/2004/3/19-43022.html
http://arts.tom.com/1029/2004/3/19-52317.html
http://arts.tom.com/1029/2004/3/19-52265.html
http://www.artss.cn/TopicOther.asp?t=5&BoardID=10&id=1935
http://arts.tom.com/zhuanti/shifeipoli/15/index.php
《 老家 .人们 .坟山 》宗 族 系 列 作 品 简 介(2001年)———
《新门神 . 新对子》
2001年1月27日17:15-18:00
材料:“新门神”是借传统门神边框花式提前在城里定制的———左为微软窗形标志,右为第一只克隆羊多利头像,“新对子”是去老家集镇上请专门吃这碗饭的张大爷现写的———上联:“电脑结网实化虚”,下联:“基因造生人似神”,横批:“新人类”。
实施:族中较有威望的罗禹伯老人牵头(注:罗禹伯,我称“大伯”,现滩子上罗氏老宅主人),郑重将“新门神,新对子”贴附老宅正门;同时请成都洛比传媒有限公司 CEO杨致远先生通过其Acer笔记本电脑向众乡亲传授电脑及网络相关知识,我附带讲述一些生物、基因工程常识。
网址:http://arts.tom.com/zhuanti/shifeipoli/1/index.php
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22.html
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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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29.html

《烟火图腾》
2001年1月28日11:00-11:40
材料:滩子上距坟山很近的族人在各家院坝已备好谷草,就等着炮响后点火了。与此同时,每户当家的也各抱一堆草料,依辈份从坟山至上而下伫立每所坟前。
实施:一时间火炮大作,我执火把从坟山地势高处飞驰盘旋而下,在各坟前族人协助下,将草堆一一点燃,透过山地丘陵、房屋、及坟堆隔障,远近青烟升腾,一时壮观。族人攥手伫立,目视远方,各有所思。
网址:
http://arts.tom.com/zhuanti/shifeipoli/7/index.php

《断脉》
2001年1月28日12:30-12:50
材料:罗家的祖坟山在当时一样是依据风水讲究落成的,前有水绕,后有山靠。
实施:提着条凳、铡刀,我摸上坟山,在其中位置最正,牌坊样式也最为气派、考究的世祖罗何治墓前,将收来的古董———拂尘、龙头烟杆、玉石念珠一类搅和进刚从水田里起出的大坨淤泥……将条凳、铡刀横亘于坟前所谓地脉的脉向,遂提气压铡,将泥中古董一一抠出从中铡断。散落的玉石等物引来不少老乡翻捡。
网址:
http://arts.tom.com/zhuanti/shifeipoli/6/index.php

《入城培训》
2001年1月28日15:00-17:00
材料:《格调》(又名“Class”),是一本译自美国但在当地并不看好却在中国广为传阅的畅销书,国内不少人均迅速受其影响。不久前,在和身边各阶层不少朋友交道的过程中,我能清皙感到对方举止、穿着、言吐等诸方面对该书的习模。
实施:滩子上的罗式老宅前院坝,老乡们早早搬出条凳从四面八方聚来。老宅现今主人罗禹伯(我大伯)也取下了自己门板用作黑板……以《格调》作教材,我绘制了书中多幅插图,先耐心征询乡人看法,再讲述该书评判。涉及观念,生活习惯的变化等方面,特邀其中在外发展得不错的——如堂弟罗登科,幺叔罗鸿弼等就现身说法。另外如:其中小女孩穿着印有明显“adidas”字样新运动服,遂请出其父母(滩子上罗禹伯四子、媳罗正学夫妇)表述他们为女购时服的心态、观念等等。考察《格调》类书的客观背景及对中国城市的泛泛影响,这次互动式的讲座对众乡亲来说,无形中他们了解到某种时尚,为以后进城谋业、求学、转耍等提供参考。
网址:
http://arts.tom.com/zhuanti/shifeipoli/2/index.php

《形下信仰》
2001年1月28日15:00-1月31日10:00
材料:滩子上大伯罗禹伯家隔壁邓诗云家堂屋至今供有老家神一尊(一般上书“天、地、君、亲、师”字样),壁头上裱财神、灶神、春官等贴幅、黄纸若干。
实施:堂弟罗登科手捧“Computer大仙”敬置其堂屋“老家神”旁,连放三宵。
网址:
http://arts.tom.com/zhuanti/shifeipoli/3/index.php

《先锋艺术:向父老乡亲汇报工作》
2001年1月28日20:15-22:20
材料:夜深露重,摊子上罗式老宅前院坝依旧人声鼎沸,除张长李短,互问寒暖,人说,好久没看露天电影了。幺叔罗鸿元取出自家白床单,钉在院坝一面墙上。致远等人忙着连接笔记本电脑与投影仪。
实施:把自己过去做过的作品一一投映在床单上,诚恳向父老乡亲讲述每幅作品创作的相关社会背景,乡人用朴素语言率直表达各人看法。气氛祥和。
网址:
http://arts.tom.com/zhuanti/shifeipoli/4/index.php

《与幺叔、土建包工头罗鸿弼谈建筑》
2001年1月28日22:40-23:40
材料:由于常年在四川泸州一带包工,三老爷儿、我幺叔罗鸿弼得以在滩子上修筑这栋一楼一底,让乡里人看人羡的新居。夜来无事,在其瓷砖壁前,提出两把塑料藤椅、一条凳为几,茶泡起,烟整起…..叔侄小坐,侃起了建筑(工作人员顺势接上笔记本电脑与投影仪,将古今中外各种建筑景观轮番贴在了我们背后的瓷砖墙面上)。
实施:摆谈漫无边际。与土建的渊源可追溯到叔幼时,由于受附近老坟牌、望柱吸引,叔喜爱上了打石头(注:“望柱”——— 古时规定死者身前有功名方可设立的石柱,也是茔主身份、地位的显示。罗氏上下坟山各有一对,均为6m以上整石,顶端为望天狮形),后不甘贫困,外出打工,开始颇多磨难,后因其诚实可信,结识了一些关系,有幸成为一位能找票子的包工头。叔拿老坟牌等样式与在外看到的建筑作了比较,我问到他自己的住宅样式可有什么参照。介绍了投映建筑景观的常识后,叔谈了他自己的理解、看法。
网址:http://arts.tom.com/zhuanti/shifeipoli/5/index.php
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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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四叔、乡办教师罗鸿喜谈子女教育》
2001年1月29日10:00-10:10
材料:四叔罗鸿喜、幺叔罗鸿元虽早分了家(乡人有“树大分叉,儿大分家”的说法),但属两隔壁。他们中学成绩均不错,也都因遭遇文革未能上大学深造。幺叔长子儿罗登科虽过去念书不用功夫,但现在生意发展顺利,已购车购房;四叔的次子罗登俊学习一直就很上心,考入北京化工学院后,曾被评为北京市三好学生,现在中关村力学所项目小级挑大梁,已结婚分房,还时不时因公干出国。听说我要来访谈,四叔一家从街上回到乡下,长子罗登彦携妻女专程从宜宾天源化工厂赶来。在其堂屋,我将photoshp模拟的从1991-2015年登科、登俊两兄弟的发展规划电脑图投映壁上———如图像显示:1991年登科在农村乡人穿着,同年登俊戴学士帽在具有高校特征的鲁迅塑像下;2005年身体发福的登科身后是几部耀眼的高档轿车,同年登俊安闲的呆在自家豪宅中;2010年登科以某集团总经理的身份出现在报刊的黄爷页上,同年登俊领导身份在国际科技研讨大会上讲话;2015年登科在国外一高级酒店商住,同年登俊估计已移居海外,满头金发与一群老外合影。
实施:从祖训“耕读传家”谈起,提到针对后辈的教育,包括如何看待登科、登俊两兄弟不同的发展方向及前程。因高考紧张发挥欠佳,登彦毕业于内江师专,现厂中效益不好,以往每次团年,在登科、登俊两兄弟面前常无意流露出失落感。大家探讨了乡里的人际竞争及相关的面子问题,即在触动各家努力奋斗的同时,是否也导致人情、亲情的疏冷。
网址:
http://arts.tom.com/zhuanti/shifeipoli/8/index.php

《倾诉 . 婆的方子下》
2001年1月29日11:30-13:00
材料:这间老屋是我老爷从滩子上分家后,因家道中落,遂租排楼族人罗耀先的田后始住。50年老爷逝后(其时老爷刚年过三十),寡居的婆拖着三男两女,象当地绝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终日操劳至今,就从未离开过这房间方圆二里地。现随其幺儿、联合村村支书罗鸿元过活(注:排楼地界解放前名“十三保”,现划归联合村)。婆暗沉的房间大梁上枕着一具二十多年前就为自己备好的方子(当地土语,指寿材)。
实施:将清以来不同时期女性的图片循环投影在婆的方子上。我把眼花耳聋的婆从厨房灶旁请出到方子下,掸去老人身上的谷草…….我在老人耳畔说了声:“婆,你辛苦了,我是子丹啊!”婆半怨半怪地轻斥:“咋不辛苦唉…….你狗杂种的又回来了”。老人心里始终对我以前推倒石菩萨一事耿耿于怀,话机由此而开。婆记性颇佳,除嫁到罗家后的种种艰辛,很多琐事我头次听闻,默然,听老人娓娓道来。
网址:http://arts.tom.com/zhuanti/shifeipoli/9/index.php
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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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20.html
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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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合影》
2001年1月29日13:30-13:50
材料:四叔、幺叔及外姓龚友良共享的这座院坝是我对老家最为深刻、也最为亲近的记忆符号。我父亲罗鸿举在此出生,每次回乡我也基本在次歇夜。婆一生的多数光阴都消耗在了院坝的里里外外,老爷死得早,婆一直未再嫁,含辛茹苦拉扯三儿两女,乡人中更长辈也尊称其为“伯孃”。一次滩子上八老爷对我说,要在以前,婆是该得到一块贞节牌坊的。
实施:法国朋友Marc Hodebert出现,乡人踊跃邀其在自家门前合影,我顺势提出给大家拍合影留念。第一张按传统辈份等规矩有序排列,第二张则按目前综合指标(包括个人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等)重新排列组合。如头排左起第一人我堂弟罗登科———现成都庄谐文印装饰公司经理,中间四叔———因教子有方,加上在基层教育战线苦熬数十载得以纳入公职,现荣入乡政府教育办,左幺叔———因带领群众大力发展蚕桑养殖、修路等有功,现为联合村村支书;二排左为堂哥罗登彦妻殷铃铃携女罗诗雨———殷姐父亲与登彦同工作单位,具体官职不详,但在厂里较有地位,中分别是登彦与其母(我四婶)———四婶一兄弟在北京某集团长期担任高级职务,右边是罗登科母亲(我么婶)———夫荣妻贵,加上婶平时为人低调,自有亲和力;三排左起我三嬢罗鸿?(我父三妹)———嬢早嫁附近外姓胡家,长年任民办教师(至今未纳入公职),右为嬢长子胡大刚———大刚曾当武警,转业后在乡下闲居一阵,先在希望集团做保安;末排左起四叔小女罗亚铃————是我堂妹,未婚,现在北海一族人开设公司任出纳,中间是目前耳聋眼花、行将就木、日常已受忽视的婆。
网址:
http://arts.tom.com/zhuanti/shifeipoli/10/index.php

《传  承》
2001年1月29日15:30-16:15
地    点:四川省长宁县梅白乡旭光村
材    料:由民间艺人根据坟牌样式制作的泥模
实    施:作者老家有一座气派的祖坟山,得以较好保存和周围聚居着罗的族人有关,而罗的身份恰恰是坟山传下来的长房长子长孙...这样一个角色(读初中时,为了一座刚被炸开的祖坟罗积极动员方圆数里的族人前来补救)。这次,在成都按坟牌的样式做好一尊精致的泥模,罗将它整体装箱以保持湿度,然后运到三百公里外的祖坟山,并广泛邀约族人参与创作。坟山中心、较气派的是世祖罗何治的墓,族人在此聚拢,由坟基按辈份次序一直排到坟山脚下,由辈份最高的三老爷罗朝俊开始,泥模在族人手中依此传递...最后一本族小女孩承接时,因泥模严重变形,加之年幼不堪重负,在手中开裂后坠落。
网址:http://arts.tom.com/zhuanti/11/index.php
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2.html
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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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 平等 . 博爱》
2001年1月29日16:30-17:20

材料:按过去清明会聚餐样式,摆席设宴,远近族人闻风聚拢坟山。以坟山发下长房长子身份,我轮番向众父老乡亲敬酒,话旧、家常、访谈…随酒意绵绵……
实施:肚饱旧酣,人群聚拢坟山脚下一旱田上,女前男后,分三排面向坟山所对竹高河方向伫立。量身后,族中男丁挥锄而下,高者掘土使沉,矮者垫土使升……目测众人等高后,遂斩竹为竿,我与族人一道挑出了印有“自由 .平等 . 博爱 Freedom . Equality . Humanity”字样的醒目横幅。此时,法国人Marc Hodebert 在前领队高呼:Freedom……Equality…… Humanity……众人拟音响应,一时群丘震荡。
网址:http://arts.tom.com/zhaunti/shifeipoli/12/index.php
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37.html
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39.html
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40.html
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38.html
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41.html
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42.html
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43.html
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44.html
http://arts.tom.com/piclib/pic812_45.html

《守灵 . 新人类》
2001年1月29日20:50-22:00
材料:坟山最上面一所坟葬着我老祖宗昌何公的。老乡早在坟前搭好了用着守灵的茅棚,一旁篝火雄雄。数具军用望远镜同时赠送现场族人。
实施:我穿着似“新人类”,一头灿黄,钻进茅棚,平心静气从笔记本电脑里调出一张Flash动画:一把榔头不停敲着一根钉子,钉子被敲下去又始终冒起来……坟前放着一堆爬来爬去的仿日本最新出来的机器狗、不停叫唤着“卧倒、开火、打中了”且能动的变形金刚等电玩。握声光“手枪”,按金刚口令,我不断地“卧倒、开火”…终于砸碎了所有玩具,权当给老祖宗的祭品罢……遂纵火烧了茅棚。烈焰前,我高擎着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围观小孩举望远镜看得兴奋不已。
网址:
http://arts.tom.com/zhuanti/shifeipoli/13/index.php

《模拟开发》
2001年1月30日8:30-14:00
材料:起了个大早,我们悄然将数条印有“  年 月 日    工业开发区”、 “  年 月 日    花园小区”字样的条幅悬置上下坟山及附近石坎田坡上。
实施:10:00左右,梅白乡张书记来访,幺叔、联合村村支书罗鸿喜、四叔罗鸿元(现在乡政府教育办公室工作)、大伯罗禹伯(退休干部)等族人作陪,先在原因建坟山采石遗下的水潭旁转游,我问到众人团转的生态、环境变迁等。后一行至坟山,我提及如果以后因工业等原因开发至此,坟山若也在规划之列必需撤除,大家持何态度。族人先称当地偏荒,再规划也难能及此,在我坚持下,遂言说:若非不可,应服从大局(书记来前,同样问题,族人面上答案也多同此)。我仔细向书记询问了他对电脑、生物技术的了解及当地的应用现状及可能性。除相关的开发构想及项目落实,书记专门谈到他新近倡议并已在推行的一种基层组织结构———“五户一联”———按地域在五户之中推举一说得起话者,五户中凡有人民内部矛盾,即由此人处理仲裁。一则为国家公务机构节省大量人、财、物力及时间、精力,二则避免初级矛盾升级。
网址:
http://arts.tom.com/zhuanti/shifeipoli/14/index.php

题目:《采阴补阳》
2001年以“采阴补阳”的行为艺术方案参加王林策划的第六届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中国方案:旋转3600]

题目:《英雄》
时间:2003年(电影《英雄》热播期)
媒介::电脑喷绘
实施::将电影《英雄》海报通过电脑图像处理,将原来秦始皇的影像换成身穿唐装的美国总统布什的胸像。该图像通过计算机网络传递。

题目:《我轻松了》
时间:2003年10月19日
地点:“第50届全国药品交易会(成都)暨第二届全国非处方药(OTC)交易会”(成都国际会展中心)
材料::逍遥椅一把(时尚、新颖);老式“大哥大”手机一部(俗称“砖头”);最新可用于上网的宽屏手机一部;包红色金丝绒圆拄台一具(可以支持85kg重量的人长时间站立其上);四十岁左右、身高170cm以上、具有一定暴发户气质之男子一名;具有八十年代暴发群体特征服饰一套:如“金利来” 或法国“梦特骄”牌体侐、长裤、皮带、皮鞋等(用于上述四十岁左右男子———表演时,该男子配戴着粗大的金项链、手链、钻戒);富于当下时尚品位之运动休闲服一套
实施::(受四川知名制药企业“好医生”邀请)艺术家身着运动休闲服躺在逍遥椅上,轻松的把玩新款手机,身旁的玻璃圆桌上摆放着“好医生”药品和一杯清水;旁边一发体的中年男子站在金丝绒圆拄展台上,以雕塑造型:一手持老式“大哥大”手机作接听状,高举的另一只手被一条悬挂下来的纱布拖拉着,因长时间挺立,痛苦不堪。
网址:
http://arts.tom.com/Archive/1002/2003/10/22-52577.html
http://211.147.5.113:807/html/yxsd/20051199181123564.htm

题目:《电 脑 神 了》(又名“国际电脑节上一次勉强的行为艺术”)
创作时间:2004年11月3日
地    点:“第四届成都国际电脑节”现场(科技一条街)
材    料:由艺术家负责设计、制作的观念装置“Computer大仙”
图片及背景等资料见网络:
http://arts.tom.com/1003/2004/11/22-61318.html
http://arts.tom.com/1029/2004/11/22-61250.html
http://www.ionly.com.cn/ionly/arts/artarti/20041125220105.htm
http://static.chinavisual.com/storage/contents/2006/10/14/11073T20061014171111_1.shtml
http://www.cncoast.com/Station/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490
实    施——
这是国际电脑节的最后一天,受罗邀请来自德国(原西德)25岁的留学生Bodo von Einglei(薄德子)实施了这一行为艺术,也表达了他对电脑文化的感受。这位相貌酷似哈利.波特的年轻人身高1.85m,一头金色的卷发,一副“电脑神童”打扮,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始终怀抱的装置“Computer大仙”:中央是金色、耀眼的CPU,旁边是卡通化了的浮雕中国龙;上端对称“顺”字符号,“顺”字下端分别悬挂元宝;并具有时尚涵义的对联:“电脑灵验保佑新人类”,“网络通达保障新人生”。
Bodo von Einglei捧着“Computer大仙”来到新世纪电脑城旁边的小花园,与政府专门为电脑节准备的固定雕塑群互动:只见他亲密的与把玩笔记本电脑的少女铜雕形同一对情侣,在巨大的金色算盘雕塑与笔记本街景前摆示各种Pose,在磨子桥实验小学,小朋友们好奇的从校门探出身子追问他的“Computer大仙”,Bodo von Einglei自信的走进一间间电脑维修部,坦诚的用初级的中文水平与店家交流:“你们不喜欢喜欢这个‘雕塑’”?“它'是什么意思”?“你们怎么看电脑”?人们的回答可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人问他是否想卖这件“雕塑”,Bodo von Einglei风趣的指着“雕塑”上的金元宝与“顺”字对大家说:“希望它'能给你们带来财富、带来好运,祝你们顺利”!
在各种为电脑节准备的商业舞台上,Bodo von Einglei和他的“Computer大仙”更是大出风头,他亲密的与一位舞台上的女歌手相互讨论;在Intel展台上,他让一位中国观众高举着“Computer大仙”,他则面对它'不断的顶礼膜拜,跟着他又静静的打起坐来;在一个为电脑互动游戏搭设的巨大帐篷前,Bodo von Einglei怀抱着“Computer大仙”与市民一道排起了长队;他还把“大仙”放在贴着广告的地面,远远的欣赏着围观的市民,市民也纷纷被这件“雕塑”吸引,啧啧的赞叹:“真有创意”!更有人说:“电脑神了”!面对部分群众的迷惑,Bodo von Einglei这样回答:“到处都有财神,为什么就不能有这个‘雕塑’”?最后,这个德国小伙子展臂高举着他的“Computer大仙”,以时尚、雄伟的数码大厦为背景,让摄影师拍下了他感觉理想的画面。
Bodo von Einglei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在德国就受母亲的熏陶使用筷子,他来中国第一站就选择了成都(用他的话说,成都是最美妙的城市)。闲谈中,他不断的提到老子、孔子、孟子,同时作为一位音乐人,他希望自己的这次表演能象他喜爱的音乐一样优雅、并赋予节奏感。陪同他表演的四川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姚学丽女士认为,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电脑节,需要有对电脑文化更深层次的启迪,也希望Bodo von Einglei的表演能成为本次电脑节的亮点之一。
国际电脑节上一次勉强的行为艺术

活动大致过程请见“新闻参考稿”,活动本身是出奇的顺利,但作为计划者,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次勉强的行为艺术。如果把“西方人”结合“Computer大仙”观念及“第四届成都国际电脑节”上的不同场景,再配搭“能说明问题”的图片,也能描绘出一个可以充分自圆其说的观念语系——但我实在不愿意成为文化骗子。现把活动前后的“勉强”陈述出来,愿同行能从中得到一点借鉴,关注艺术的朋友能够多一些作品之外的了解。
合作上的勉强
对电脑节的关注是在其半年以前,那时成都科技一条街管委会在征集电脑节的活动方案,我建议了一个名为“升级西部”的当代艺术展,数码艺术类为主。想到以前一些数码艺术展的规模都不大,所以打算趁这次国际电脑节搞一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类似展览。但以后管委会没有下文,我决定自己找路子,得到了成都洛比广告传播有限公司的支持,并提供了丰厚的活动经费。当时以为实施这项策划对电脑节各方面都有利,尤其是企业,要想宣传自己可能找不到比此更好的途径。我们也为展览的花费作了详细的调查、预算,有充分信心拉到赞助金。
但很快,临到5月我不得不准备在上海的一个观念家具展,“升级西部”的运作完全交托给了“洛比传播”打理,等一个多月从上海回来后发现,由于政府有关部门不讲信用强行拆出户外媒体,“洛比传播”因忙于应付自身的日常运作都十分紧张。我是一个很不愿意勉强朋友的人,这时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把这项策划再次交托出去,由一位电视台担任领导的朋友负责,很快我把承办展览的文化单位联系好了,学术主持方面也得到了北京批评家张朝晖的支持。但这位朋友后来为应付电视台的内部变化将此事再次搁置。
“洛比传播”与这位电视台的朋友他们对艺术都有兴趣,也都有自己繁忙的本职工作,对于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而不是立竿见影的事,表现出来的犹豫是很自然的。这时已临近电脑节,我做事最不愿半途而废,但面对现实不得不放弃这次计划。或曾为此思虑过多,一种强大的失落感使我陷入一种昏昏恶恶的生活,每天泡在网上,装上QQ,更是逮着谁聊谁......由于长时间卷曲在电脑前,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我知道自己在自虐。直到电脑节前一个多月,西安一位朋友和TCL分公司一位部长来成都约我,才出了一趟“远门”——进城。
回家后,自己的现实积极性略有提高,直接体现是在电脑前沉溺的时间少了。
盲动的勉强
以后我去了科技一条街(电脑节的主要场所),现场还是一片冷清,我突然想到了TCL,又想到自己的装置作品“Computer大仙”。我曾经用新材料做了一批,是现成的。于是直接去了成都的TCL办事处,接待我的正好是负责电脑节展览的一位女士,她接待我的态度十分冷淡,我办事向来不喜欢通过熟人,但还是憋得说出了TCL分公司那位部长是我一个朋友,她的态度才有了明显改观。我谈到计划——十位靓丽专业女模特一水的红旗袍,披挂TCL名称绶带,手捧间或高举红色的“Computer大仙”,在电脑节期间列队巡游,同时散发TCL关于电脑文化创造性的理解(这份文字我可以来写)。
她表示爱莫能助,因为临近电脑节,该准备的已经就绪,这种方案也必须经过她的上级批准,她只能做到把方案转呈上级。这倒在意料中,对于一个可能导致争议的观念艺术活动,她上级的上级也未必能能够做主。这是一次仓促而勉强的对话,但我把它看作一次练兵,促使沉溺在电脑与网络里的自己拔出来,激活,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尽管以后的行动带有明显的盲动性质,也尽管在瞬间自己变得有点象苏秦、张仪。从TCL跨出来,我便去了附近一家最大的连锁网吧总部,找到一位老总谈了这个计划,她态度很好,但我还是感觉到一种理解上的勉强。一位朋友劝我,电脑节还有几天了,你应该放弃。
有箭在弦上的心态,也需要对自己一个交代。按说我的行为艺术作品可能是同行中最多的,没有任何人逼我,我用不着去在乎一次电脑节。但我清楚一旦放弃又会回到那种昏昏沉沉的状态,我企望自我拯救——这种拯救也是典型艺术家式的,即用艺术来涂抹艺术造成的伤害。以往每次创作前,我会把活动消息告诉很多人,一位以稳重著称的朋友劝过我,事情未做之前最好不要告诉多余的人,否则胜算不大。但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自己这两面拉距实在太大——尤其面对行为艺术,我必须把消息捅出去,造成一种表面的既成事实,这种既成事实又反过来逼迫我去实现它,因为我怕失信于人。有人写文章谈到我的悖论性质,确实有理。
由于是从无聊、低迷的生活状态中突然启动,活动的准备一定带有勉强性。尽管此前对电脑节的理念、活动项目、形式做了大量了解,并几次到实地观察。
当时政府为电脑节正好投放了一批固定的雕塑,安装之前便在《成都商报》把图片发了出来,我的印象是这批雕塑缺乏相应的创造性与对电脑文化深层次的理解,其样式在国外、甚至在国内其他城市均可见到,比如:一尊铜雕是少女在玩笔记本电脑,时尚性的标志是她穿了件露脐短衫与脖子上挂了只手机;一只放大的鼠标有“科技一条街”字样;一具用电脑软盘模型拼接起来的立方体;放大的算盘被涂成金色做成一面墙;一面做成显示屏的墙上有一些从结绳记事过渡到computer的图案;唯一带点前卫色彩的是用钢筋把人的头部网状化,里面是一个电脑主板、汽车零部件拼接成的问号(这件雕塑在安装几天后便被拆掉了)。这些雕塑、景观的规模都十分小。必须坦诚,整体文化上成都是缺乏一种大气与原创性的——这绝不仅仅指物象的规模大小。
脱离人际关系操作的勉强
出于上述几次勉强的遭遇,我想到一个省事的办法,即找到《成都商报》写这篇报道的记者,直接把“Computer大仙”登在报上。我希望这个符号能进入电脑节期间公众的视野,给他们另一种途径的文化启迪——相对于“使用至上”,同时成为与“国际电脑节”相匹配的文化现象。
这里需要说明,我从来不是一个吹捧政府、但也不是刻意反政府的人,以前在成都、长宁、上海实施的数十次公共场所的行为艺术,没有一次与警察、交管人员等发生过冲突或纠缠。对自己目前生活的成都我有一定的感情,更重要是,我对电脑、网络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与看重。数年前与画家周春芽交流时,他认为艺术家需要走向有文化氛围的大都市——“如果你在偏僻的山区创作,再执着,画了几十年,别人看了你的作品最多承认有特色。”这话有一定道理。但随着个人电脑空间的普及与完善,平民——包括一般的农民都能在偏远之地自主的掌握更多及时的信息,这对于真正平等与民主的实现绝对是物质性的有力支持。
就在几天前,和一位画家聊天,谈及其新作,他认为我应当没看到,但我还是详细的描述了出来。很简单,我是在网页上看到的。除了及时,网页上欣赏作品可能比现场效果还好——尤其在今天,文化人群在展场需要浪费更多的注意力去顾及各种人际关系。一些擅长“书橱”的学者也不会那么骄傲,因为只需在google或baidu上键入几个关键词,便有一大堆相关的信息出来。这么多年来,我的文章发表基本上是通过网络,因为它极大减少了其中熟人关系引荐的成份。或许网络在今天也有很多局限性,尽管今天仍有很多文化人以为印在纸上的东西更上档次,但我一直希望自己能为真正的新人类写作——他们是网络空间的必然介入者。
狭隘的原作情结是不可取的。网页与印刷品都是作品的载体,作品的延伸,甚至就是作品本身。我们有几个人看过八大的原作?有几个人看过凡高的原作?难道就不能为所感动,就不能识读?这关系到一种真正新人类精神。如同《圣经》,就是一个精神,我不爱去记忆其中详细的过程描述,前不久一位朋友问我:“《圣经》存在前,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们是否就要下地狱?”我斗胆告诉她:“天地万物既然是上帝创造的,就和《圣经》一样在启示着人类,为什么会在两千多年前产生了文字性的《圣经》,这可能就象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任何真诚而出色的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都可以借着自己的工作成为宣教士。
去《成都商报》前,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拿着“Computer大仙”的照片去拜访一位基督徒。我清楚《圣经》上明确提到不能拜偶像,而从表面看,“Computer大仙”就是艺术家制造的一尊电脑、网络的偶像。落座后,照片摊在了桌上,他的表情和我预料的几乎没什么差别。沉默...必须打破沉默,先谈到自己对不能拜偶像的理解,话锋一转,我说这件作品能为破除偶像崇拜出力。因为中国是偶像最多的国家,什么有功用价值,什么最被依赖,什么就可能被偶像化。几年前我和批评家栗宪庭提到这件作品时,老栗说连厕所都有厕神。或许一个对象被神化需要成百上千年的时间,就象赵公明成为财神,老子成为太上老君——而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自由,即当下就把Computer拟神化了,这样人群更会反思过去的偶像崇拜,会质疑!要解构一个物象可以有两条途径:一种是直接的批判,一种是顺着其思路、走向把它的弊端展现出来,令人自省。这位基督徒不是通常意义的文化人,他是否听进去了也无法保证,但我渴望和任何人交流艺术。
《成都商报》写雕塑稿子的部门是我直接联系的,倒是陪伴我的两位四川大学硕士生在这里找到了同学。当时把“Computer大仙”也一起带去,他们提了不少问题,我们一一做答。其中一位男记者问这是否是黑色幽默?我没有正面回答,只希望装置能干净的登出来,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则尽量隐藏。但报社写稿通常要有一个说法——这也是一种勉强。第二天看报,没有出来,以后才知道,报社内部讨论时有人提出这是封建迷信产物。现在看来,没做好探路等功课便直接拎着东西找报社,本身就是一种冒失、勉强的行为——回避人际关系操作往往勉为其难。想起批评家尹吉男在看我有关宗族作品图片时说的话:“中国是一个熟悉人的社会。” 我看重电脑空间的普及与发达,渴望这种人际关系的大网早日破败。
作为行为艺术家的勉强
02年前在成都期间,报道我作品的大众传媒很多,但为着一种理想,我停下自己的创作,去当了一名记者。一开始就采访了几位年轻的画家,做了认真的访谈,文字出来后,为着一种负责的态度,我专门送稿上门。他们读后表现出极大的失望,其中一位这样对我说:“你不能象成都那些小报写你那样来写我们。”按说当时无论在文化界还是在公众层面我的名气比他们都大得多,我可以维护尊严,但我选择了沉默。能够理解,因为他们平时看的都是专业杂志或“上档次”的媒体,如《《时尚》、新周刊》,他们向往那种形而下的精英、贵族样式生活,所以在其眼中,这些地方报纸都是不能有效帮助达到个人理想的“小报”——甚至会导致“掉价”。
前不久我和原《成都商报》记者冉徽川谈到一点共同的看法:任何一种写法都能包涵精英见解,任何媒体对作品的说法都是作品的一部分。而很多文化人或对地方媒体保持距离、或单纯产生利用一把的念头——这些不由令我想到栗宪庭先生多次提出的“大灵魂”理想。画家在行为艺术家面前有一种普遍的心理优越,即以为他们日后更具可售性,更可能实现形而下的贵族样式生活。今天,行为艺术在公众心目中确有下三滥之嫌,故操持行为艺术行于现实社会也一定勉强。
出师报社失利后,我再次感到一种失落,晚睡前我还是做了个祷告,求神来引领我。在上小学之前我便不是什么无神论者,但现在我总对别人说自己是个“歪基督徒”,因为照很多虔诚基督徒的生活样式,我差得天远。但我信神。第二天还没起床,新的灵感便找到了我——找西方人来实现这一计划。灵感的到来总是简单,应用前,必须冷静分析它——或许作为一个“国际电脑节”更需要有“西方人”这种符号介入,或许中国人普遍以为Computeer是从西方传来的,或许“Computer大仙”装置颇具本土特色的样式由西方人来演绎更为精彩、互补......
新人类成型前的勉强
起床后,我感到一种新的活力与激情。时间很紧,如何联系在成都的西方人?我开始给那些我认为会和老外有交往的朋友打电话。联系一位在国际上参加了一些展览的朋友时,他告诉我:“乱七八糟的老外不认识,使馆里面的都认识。”是否“乱七八糟”和使馆身份没什么联系。这种认识不象精英,倒很功利。
读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一看书名便颇多感触,今天的文化人不是正把自己层层包裹起来,有了一定功利渠道后更是把自己弄成一尊佛,一方自圆其说的堡垒,操持着种种文化元素肆意指鹿为马。难道这就是精英?——真正的精英无论身陷何地,总是胸怀天下,爱卑贱的人并思考有所作为——他可以和尘世一起刀光剑影,也可以离群索居,数十年铸一剑为后人所用;他或许猛直刚烈,或许柔弱内向,但始终是一名光荣的圣斗士。
《圣经》说千道万,除了对造物主的信,重点还是在爱。一次在北京忙蜂酒吧做作品时,突然警察上来盘问,四合画廊一位弱小的美国女孩很勇敢的让我坐到她身旁,想用这种方法保护我。前不久读报纸,写国外一个凶手连续杀了六个人,被判坐电椅,可有一大帮人反对,他们认为已经死了六个了,再把他杀掉不是就要死上七个人了吗?这究竟是一种妇人之仁还是爱?我们有黄老心术、鬼谷子、孙子兵法、厚黑学,却始终缺乏一种简单、非功利性质的爱。我们一再重复着把他人视作一种手段而非目的的老路,功利成为人际网络最现实的基础。
时代不同了。象“Computer大仙”对联上其中一条:“电脑灵验保佑新人类”——这是我寄予深切期望的概念。这里的“新人类”绝不是目前奇异装束的红毛、金毛——他们充其量只是流行商业文化孵化的假象,这也是我在上百小时网聊中的切身体验。前不久有人谈到愚民政策,以为这是从毛开始的,我告诉他们愚民的根源可追述到老子,“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在特定历史阶段,愚民是非常正确的,象上述《圣经》的道理一样,非刻意文化性的事物在启示着所有人,不一定非象亚里士多德那样分得一清二楚,这对保持老百姓淳朴的天性是有益的。但今天,随着西方文明的介入,我们感受到了另一种文明存在方式,他们的分析精神使物质极大的被利用,他们的生活表现得更自我,他们的宪政更透明——其子民来到我们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能享受到一种优越感。
这是一个价值体系重建的时代,我曾撰文认为也是一个东西方化合的时代。提出“化合”一词,即强调重要不是一个中西合碧式的物理反应过程。我深信东西方文化内质的相通与同一性,即便在亚里士多德归类的同时,也存在着赫拉克利特的混沌不清。如何在种种化合过程中提炼最为人类所需要的精神元素——我眼中的新人类就是这一化合过程的有效参与者、或者是化合结果的充分享受者。一度我很关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嘻皮士精神,它和电脑文明的演绎捆绑在了一起,从一个小库房出来的苹果电脑到微软的比尔.盖茨,嘻皮士精神追求的核心就是真正的自我依靠——有了个人电脑与通达网络后更入世、更自觉的自我依靠,比起众生皆具佛性似的自我依靠来得更真实。我也一度想到嘻皮士精神能否有效融解中国传统中那些阻碍时代化合的磐石。
前期与西方人沟通上的勉强
一位法国人曾经搞过绘画,电话里我没有去谈作品的文化涵义,只是描述了计划的轮廓,当我明确这是一次行为艺术后,他的态度有了很大转折:“这种事你不该来找我,成都会有其他很多老外感兴趣。”过后有人告诉我,他在成都看过一些行为艺术,印象不好。精神分析学家霍大同介绍的是一位优雅的法国女士,我告诉她可能要七、八个西方女士穿红旗袍捧着“Computer大仙”巡游。在她理解这很象一种商业行为。在法国人的含蓄与优柔面前,我多次感到一种沟通上的障碍与勉强。
我最终选择了25岁的德国小伙子Bodo von Einglei。
我和甚至他不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刚见了一位西班牙女孩,她很有兴趣,但我发现她的身高不够理想。后来我和翻译直接去了一所大学的外教办公室,接待的老师说有一位德国留学生要来报到,让等一下,我在附近网球场找了个地方,没多久,翻译带来一个高高的、满头卷曲金发的小伙子。他敞着一件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常见的土蓝色工作服,内衣面上粗糙的绣着一条闪光的龙,裤子邋遢多皱,脚上胶鞋很脏,一看似乎就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老外”。交流中我问到关于电脑的看法,他只反复强调电脑是工具。信仰上,他相信有一个至高的神,但不是耶酥、释迦牟尼、穆罕莫德......还谈到自己用电脑做音乐,比起进专业音乐制作棚更省钱,他开始抖动着身体好象听到了幻想中的音乐,嘴里很有节奏、也很有力度的吐出准确的音调。
看“Computer大仙”照片时他很兴奋,不停的说“你们中国人忘记了你们老的文化”——这种观念在老外中是具有普遍性的。我必须承认他对中国有很多片面、扭曲、甚至过时的看法。他反复问我为什么要找老外来表演,是否因为中国人去表演会被抓起来投入“思想监狱”。他反复问我是否要在现场卖“Computer大仙”,其实我动过这个脑筋,除了“上海超市展”上“Computer大仙”是现场卖得最好的作品,2000年去中央美院画廊办公室,电脑上方的墙壁还贴着一张有“Computer大仙”图像的传单。我甚至想过把“Computer大仙”的推广作为一个作品来完成。但考虑时间太紧,不想把问题弄复杂了,便明确告诉Bodo von Einglei:“这次不卖。”
除了第一感觉他象哈利.波特,除了他的率直与真诚,流露出来的嘻皮士精神,更重要的是他才来中国两个多月,没学“油”——很多老外来中国时间一长,喜欢把中国人的劣根性习惯化为己有,作为其理想中“中国化”的内容。Bodo von Einglei多次提起孔子、庄子,我建议他先学习老子,他问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他汉语水平十分有限,我不得不拿起一枚硬币,旋转着说:“整个是老子”,然后指着国徽一面:“这是孔子”,指着有花的一面:“这是庄子”。这种表述十分勉强。在信仰与电脑文化方面,我希望更多沟通,但时间却太紧。
电脑节文化上提升的勉强
官方为电脑节公布的内容——高科技开幕仪式、大型文艺演出、无线数字生活体验、IT企业总裁峰会暨西部IT经济年会、IT产业发展专题研讨会和交流会、网游实景对决、数字影视产品展映、数码音乐会、COSPLAY炫风新秀大赛、IT硬件软件产品展示及热卖、全国最大网络同城约会、缤纷电脑节、时尚科技游等等。
10月29日,我和翻译来到科技一条街,这里很象以前在北京逛过的庙会。临街所有门面招牌已换成了新的,大马路中央的绿化隔离带被广告牌与假花覆盖,凡是攀得住户外广告的地方都没闲着,刚搭设好的雕塑、景点前,市民在兴奋的合影留念,一些商家在临时摊位上吆喝着积压的产品,大一点的展台,雇用的酒吧歌手与业余主持人正卖力的为企业宣传造势,较有诱惑的是intel搭设的蓝色帐篷,好奇的人群排着队准备去感受里面的电脑游戏,一个有阶梯的展台上,感到新鲜的市民四方围坐用键盘搓着麻将,旁边另一商家为推销咖啡,由招来的女大学生端着盘子让群众免费品尝一次性纸杯里浅浅的棕色液体,我看到对面街上用红色塑料扎成一个@型花环,旁边是用电脑主板零部件拼出的蒙娜.丽莎。
成都市民是最爱凑热闹的,他们为电脑节带来了最重要的人气。在那些雕塑前我们和市民聊了聊,他们认为这批雕塑很有创意,很现代,很时尚。看着他们满足的笑容,如果把类似早有的其它地方的雕塑说出来,或告诉他们这件雕塑为赶工制作得如何粗糙——不仅毫无必要,甚至是残忍的。即便你是精英,也没有资格去妨碍他们此时的欢乐。人群中我们还逮了几个老外采访,他们除了反复说“好”便扯不出其它什么来了。平心而论,这次电脑节举办是节俭的,这是我关注的——因为在现场还没有找到奢侈的痕迹。类似电脑节我想在中国其它地方举办也不过如此(上海或许会搞得洋气、精致一些)。本次电脑节的主题是“时尚人性科技,无限数字生活”,如果事后通过学术讨论来评判这一主题表达出来没有,肯定没有完全表达出来。对电脑的使用至上与反思滞后是我们目前的现状,你能苛求一个西部城市单单走在前面吗——这是一种勉强。
表演前后的内心勉强
我告诉Bodo von Einglei,11月3日电脑节闭幕的那一天,整个活动的主体就是他,我不过是提供了一块“砖头”罢了(我和翻译费了很多气力向他解释“抛砖引玉”一词)。希望他能把对电脑文化的理解结合作品和现场发挥出来。分手时我说得十分明白,我能提供他表演的一套照片,但没有其它报酬。时间的紧张无疑是这次活动的若干勉强中最主要的,经费的紧张还好办得多,所以实施这个计划心里依持的还是“Computer大仙”是现成的,而且根据需要可以在人数上调节——即确定由一位西方人把它演绎出来。
但就在11月2日深夜,Bodo von Einglei突然打来一个电话,问能不能给他一些钱,考虑到这次活动现场我没邀请任何媒体或其他文化人,也由于过程中的若干勉强,我心里已抱着做不做无所谓的态度,所以回答十分干脆:“No money”。倒是他很快软了下来,表示还是愿意做。我在想,可能是他听了周围那些“乱七八糟”老外的说法。
第二天上午翻译和Bodo von Einglei到科技一条街熟悉环境,中午我找了间冷僻的餐厅,让摄影师老勇过来和大家熟悉一下。我再次表示,这次是Bodo von Einglei的表演,老勇和他充分配合。之前就此事我和老勇沟通过,让他多去网上看看观念摄影。老勇帮我拍过一些静态的作品,很细腻,人也很有责任心,但我们还没有在表演现场合作过。看看将近14:00,我们决定出发。
路线是我们多次来现场观察后拟定的。科技一条街长约300m,大致包括了省军区与科分院两边,省军区临街是宽阔的正门与严阵以待的站岗军人,其左首才是电脑节亮点之一的“@世界”;科分院这边集中了更多电脑节亮点——数码大厦、数码广场、新世纪电脑城,除了以上提到的很多固定雕塑,还有若干临时搭建的商家展位,气氛更为浓烈。由于过去三、四年我的活动主要在北京、四川农村、上海,对目前在成都公众场合实施活动各方面的反应心里不是很有把握,既不想因为某种事件给其他艺术家的类似创作造成障碍,也不愿意给刚来中国读书的Bodo von Einglei带来麻烦,所以决定低调操作。我反复叮嘱Bodo von Einglei注意与周围和谐,不能妨碍交通。通过之前的数次观察,我发现负责电脑节巡逻的主要有三种:一是警察(包括交警);一是身着迷彩服、头顶钢盔的民兵;一是保安。警察活动较固定,主要在科技一条街的两头,民兵则是游动的。照常识,最可能干预活动的还是警察,于是路线明确为从位于科技一条街中央的科分院旁偏僻的小巷插入,在科分院这面的科技一条街迂回,顺利的话再过马路去“@世界”。
当Bodo von Einglei抱着“Computer大仙”自信的来到大街,那些身着迷彩服的民兵擦身而过时,就象已经启动发条的齿轮,我们反而踏实下来。Bodo von Einglei是敬业的,也有激情,在街上和很多人自来熟式的交流有不少精彩片段。之前我告诉老勇不要去在乎严谨的构图,使用镜头一定要鲜活,以后照片出来后,我发现他对流动、偶发性的扑捉可能受其性格影响,缺乏机动性,甚至很多镜头都没出来。另一个原因是,Bodo von Einglei在饭桌上几次提到警察一词,给老勇多少造成一定心理压力,拍摄过程中,他几乎总是和Bodo von Einglei拉开一定距离,需要近距离的抢拍大多没有实现。这是一种多少带点勉强的拍摄心态。
我始终希望Bodo von Einglei能独立创作,也有意提到他的同胞博伊斯,想借这位行动艺术家的名言——“人人都是艺术家”鼓励他。一开始他的表现很到位,但担心的状况还是出现了:虽然他才来中国尚未学“油”,但和那些老外一样,即认为中国人封闭,性格上放不开,为此要表现一种“很放得开”的心理优势或自我中心感——这会使作品的表达流于表面。来到上面提到的少女铜雕,一开始他怀抱着“Computer大仙”去吻“少女”,周围不少市民好象有些“义愤填膺”,这倒没什么,你去丹麦也可以去吻鱼美人呀。同胞的自尊心爱走极端,不是麻木就是过于敏感。对于人群的反应我还是保持警觉。很快,Bodo von Einglei突然张开了胯,跳了上去,准备骑在“少女”颈脖上,周围的气氛骤然紧张,我立刻大喊:“NO!NO!”在这种气氛里,当他做出一个把手掌放在少女后脑的姿势(很象金庸小说里的传输内功),我再次喊:“NO!”这其实是一个对作品有阐释力的动作。
2个小时的顺利过程,Bodo von Einglei结束了表演,我们都感到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了。
想想也有意思,我们并不是做什么违法活动,甚至对电脑节怀有善意,却弄得对警察心怀堤防。如果说“Computer大仙”是封建迷信,那饭店、公司里的财神爷多了去了,你能抓吗?我知道一位行为艺术家,就牵了条狗在街上创作,也没妨碍什么,居然被带到派出所去了。或许在现场可以请一大帮记者、文化人,除了是一道保护,喜欢围观的市民也可以给镜头添加人气——但对艺术而言,这往往是一种假象。一位朋友曾建议在电脑节开幕式上做,因为国际、国内很多重要的IT业头头和媒体都要来,做了一定很有影响。我原来找IT圈商家合作,多少是想披点商业面纱,也是一种暗渡陈仓。但象Bodo von Einglei这种做法放在开幕式上搞,感觉更象唐.吉珂德单枪匹马去战风车。
事后,我和年轻艺术家讨论这些问题时,我曾不止一次的告诉他们:“我能欣赏枪击电话亭这件作品,但我不是枪击电话亭这种人。”
因勉强而未尽之处
今天,观念艺术家借助各种现成物象,巧妙附加一点力(或机智),往往有四两拨千斤的视觉效果、观念份量,这已经是一种时尚。我评价过一件把牙签结合上海金贸大厦的观念摄影,十分出色。在电脑节这次活动中,我也有过类似念头。
原准备在intel展台上,由Bodo von Einglei邀请一些现场观众,大家一起把“Computer大仙”砸个稀烂,但担心引出歧义与不必要的麻烦,遂放弃了;另一计划是在附近建筑顶层,浇上汽油燃烧“Computer大仙”,然后越过火焰中的装置去拍摄电脑节的标志性建筑与那些热闹的场景,但出于一些必要或不必要的考虑,也放弃了。对于后一种方案,摄影师建议可以用电脑来处理、组合,但我以为现场的结合能有一种视觉之外的“场”的存在——这是我看重的东西。
这里,我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胆小多虑的人——以前不少市民说我是行为艺术的旗手,这本身就是一种勉强的看法——明明是啃骨头的蚂蚁,何必要去充当大象呢。或许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过去的种种勉强才能化为磨练。在一个价值观念混淆的时代,本文希望与所有渴望落实自己位置的艺术家共勉。
罗子丹 2004.11.17

题目:《我的眼里只有你》——2005成都双年展期间的大型行为艺术
时间:2005年7月9日(星期六)15:00-17:00
地点:成都国际会展中心三楼顺兴老茶馆
图片及背景等资料见网络:
http://www.luosen.com/wsmz/lzd2005/lzd2005.htm
http://www.xici.net/Media/b147711/d30653764.htm
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40473/40475/3621944.html
http://www.51xw.com/20050710/xw_124023.htm
http://www.ionly.com.cn/pro/5/52/20050815/154751.html
材料:
  现场正面为大幅投影,影像采集自成都市中心著名的春熙路休闲街,用摄像机随意捕捉街景(悠闲逛街式的心态、角度)。镜头每隔十几、二十秒总会随机落在某一行人的鞋上,并跟踪、聚焦……又回复到随意的街景记录……如此反复……
  片头为成都电视台专业播音员播报对擦鞋工的介绍——
  “在四川的很多城市,游动着一支特殊的民工队伍,他们不象借助影视推广的重庆'山城棒棒军'那样出名,要低调、平静得多。走在大街小巷,只要听到'梆、梆、梆'的声响,就能知道,他们正在向您走近。那发出的声响,是由一把鞋刷连续敲击在小板凳上——这也是他们招揽生意的一大特点。
  “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擦鞋游击队。他们自身的工具也十分简陋,通常一个挎包里装着三把鞋刷,两盒鞋油,一双拖鞋,几块布料,一小瓶用来清洗的水,外加一副小板凳。当客人在饭馆里用餐,无论你多么高档的皮鞋,大可放心的交给他们,由她佝偻着背远处擦去,当你尚未酒足饭饱,一双逞亮的皮鞋已恭恭敬敬的摆在了脚边。
  “在拍摄中我们发现,他们害怕自己的形象上电视。尽管都是从农村出来打工,擦皮鞋这职业让乡亲知道了——似乎是最丢脸的行当。不少城市居民也把擦鞋工当成了'夜壶',需要的时候,一元人民币的消费能让自己一双皮鞋逞亮,不需要的时候,满脸不屑一顾。那'梆、梆、梆'的招揽声也成为一种噪音。
  “擦鞋游击队作为一种特殊的民工,在这样一个大污染的环境中,他们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哪怕落实在小小的一双皮鞋上,我们应该给他们尊严——这也是还我们自己尊严。”
现场右侧的大屏幕电视放映着策划人杨致远、艺术家罗子丹与擦鞋工就雇用问题访谈的内容;现场左侧的大屏幕电视放映着擦鞋工日常生活、工作的镜头。现场左侧的老砖墙上悬挂着由民工手写的横幅——“我的眼里只有你。”
实施:
  过程中,为了争取与民工零距离互动,罗子丹邀请了数位不同工种的民工书写请柬的封套并署名。活动前,雇用50余位专门在城市游动擦皮鞋的民工,让他们带着平日挣钱用的全套工具来到展览现场,落座之前,由罗子丹及助手将活动请柬一一发给每一位到场民工。而他们自带独有、浓烈的体汗味向在场人员再次验证了——他们就是民工。美术同盟主编吴鸿当时坐在离他们很近的位置,事后他告诉我,那种气味实在是浓。
  活动正式实施前,现场反复播放着由歌手景岗山演绎的MTV“我的眼里只有你”,接着投影仪播放上述在春熙路采摘的录像带,让擦鞋工们按他们平时工作的习惯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全神贯注的盯着屏幕,一旦出现皮鞋的图象并聚焦时,他们便不约而同的用皮鞋刷敲打着自带的小板凳(或手中两把鞋刷相互敲击起来);镜头从皮鞋上挪开后,恢复平静;放映再次出现另外的鞋的镜头时,民工们又不约而同的敲打起来——如此反复。现场一直播放着流行乐曲“我的眼中只有你。”
  活动开头,民工谁也不知谁带头好,一片沉默,我立刻拿过麦克,话说的很白:“没人敲我们不会付钱。”一听此言,民工又纷纷毫无理由的胡乱敲打起来,虽是一片热闹。我再次拿起麦克:“乱敲我们不会付钱。”随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他们不要受周围人的干扰,回复到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并许以奖励。第二次沟通后,民工们明显进入状态,敲得不仅有板有眼,显示出不同擦鞋工的个性,而且声情并茂。
  成都有间电视台只以为这是现场两次失败的经历(合起来不过十分钟),并从此角度播报整个活动,其实并不可取。除了整个活动长达一个多小时,现场所谓失败的沟通其实恰恰证明了我们敢于把后台的工作坦诚在前台——让众人目睹。
  活动后期,一些观众纷纷加入民工的行列,亲自“盯”着屏幕上的鞋影、敲打着鞋刷体验擦鞋工那种“我的眼里只有你”式的工作。
  现场酒桌旁摆放的名片除了参与活动策划的朋友,还有“保洁”、“办证”、“管道疏通”、“开锁”等民工特色名片。
  艺术家眼里的作品意义:
  这是一件富于四川地域特色的实验艺术。尤其成都,来到这座城市的每一位游客都会很快熟悉一群特殊的民工——擦鞋游击队。走在街上或坐在路边的饭馆,他们总会紧盯着您的鞋,一面用鞋刷“梆、梆、梆”敲打着以招揽生意。
  现场,治德明星影社经理范勇看着这些紧盯屏幕、把鞋刷敲得梆梆响的民工,有些悲悯的感慨,社会进步到了今天,居然还有人靠这类条件反射来获取生存资本。而以后,作品胶片进入冲洗店时(包括在电脑城制作DVD时),不断有工作人员问到我们是否在搞针对民工的培训。
  我感兴趣的是这类职业所培养出来的注意力,好象在擦鞋工眼中,除了皮鞋什么都被忽略了——这或许为所谓城市居民骄傲,因为走在大街上,城市居民可以较随意欣赏蓝天、白云、草坪以及林林总总的商品及面孔。其实这只是现象上的差异。到场一位客人长期经营户外媒体,深有体会,他告诉我,只要外出,他便四处张望,看哪里的广告牌又空了,哪里又可以重新开发。而急于出位的实验艺术家,也往往会在一个阶段把奋斗目标锁定在某某双年展。
  尤其在所谓初级阶段——而且,我们每个个体都是有限的——各行各业,每一个阶段,我们能做到的也只能是“我的眼里只有你。”就象城市规划,我们往往在意一点而忽视全局;一届领导班子也只着眼于任期内的目的。但我们必须清醒,(目标)“你”从到“鞋子”到“广告牌”到“某某双年展......”其实质是一样的,丝毫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只有落实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彼此尊重,才能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有一个小寓言,说到老人在戏猫,反过来也是猫在玩老头。当擦鞋工为你服务的同时,并不见得你能够高人一等,耶酥贵为神子,不也亲自为门徒洗脚吗?
  所以,无论您在做哪一行,一定要清楚——本质上,我们丝毫不比这群擦鞋工更加远视。
  所以,尤其中国人应当放低人际间的种种较量,我们更需要的是——爱与和谐!
  作品的遗憾:
  由于某种原因,虽然我们在现场仍是一丝不苟的工作,但由于来客稀少,许多互动节目无法展开。比如:让现场擦鞋工部分分流进客人队伍,为他们擦鞋服务;现场请愿意的艺术家为批评家擦鞋或愿意的批评家为艺术家擦鞋;而且现场已经准备好两只麦克,邀请来场嘉宾和民工一起卡拉OK互动——演绎歌手景岗山的名曲:“我的眼里只有你”。
  作品也不遗憾:
  活动结束后,擦鞋工纷纷去楼下集合处结帐,看到他们满意而去的笑容,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其实大家彼此真是一样,精神分析学家霍大同的理解把我们带入了孩童时代——“孩子离开母亲的怀抱,去探索自己未知的世界的历程是从爬行开始的。而要开始满地爬的孩子首先看到的是母亲的鞋子。这双“鞋子”交替地出现在孩子的眼前,又交替地离孩子而去。孩子手脚并用地追逐着这双"鞋子",这双妈妈的鞋子,从而学会了爬,学会了走,学会了画画,学会了做工,学会了种地,也学会了擦鞋子,擦自己的和别人的鞋子,还学会了养活孩子,养活自己的和别人的孩子。
                                                              罗子丹 05.7.15
题目:《我一直以为我是圣斗士》
时间:2005年10月24日晚
地点:成都娇子音乐厅蓝色空间画廊表演厅
图片及背景等资料见网络:
http://www.abbs.com.cn/abbs/comment/
http://www.ieshu.com.cn/showdetial.asp?id=24
http://www.aaart.com.cn/cn/archiart/show.asp?news_id=45
http://www.vi21.cn/blog/www/530/archives/2005/1163.asp
http://www.vi21.cn/blog/www/530/archives/2005/1164.html
http://static.chinavisual.com/storage/contents/2006/10/15/17967T20061015223115_1.shtml
材料:
投影仪轮流投射图片(DVD制作):一张是罗子丹身份证上的标准照、一张是罗子丹身着中式传统服饰的标准照片、一张是罗子丹的标准白领照、一张是罗子丹“新人类”的标准照、一张是罗子丹颇具“福相”的大头照、一张是罗子丹极具痞气的大头照(投影图片共6张,投影图片转换时伴随有类似按摄影机快门的“喀嚓”声,故在此须接音箱);
制作一盘长度15分钟左右的DV(DVD制作,可循环播放),有字幕为《病人罗子丹的一天》,客观纪录了罗子丹以抱病之躯进入不同的市井场景、包括与现场的互动纪录。该DVD由现场面向观众的大屏幕电视(或背投)播出。
一张喷绘放大的(1500x1000mm)有关罗子丹脖颈患有运动性障碍的诊断书(罗患此疾已有三年,病症体现为脖颈常不由自主的痉孪与扭动);
一把虚拟世界(或日本动画片中)所谓圣斗士使用的剑。
现场实施:
    罗子丹在现场作一个简短的发言(该发言为作品的一部分):“首先,感谢大家能在这里看我的作品,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因为我身体的疾病——颈部的严重痉孪,这一期间我基本是自己作品方案的策划人,就是让别的人在我的作品里表演;因身体的原因,我很难在自己的那些作品里扮演一个角色。
今天,我特别感谢批评家王林先生、策展人陈默先生、蓝色画廊总监齐向东先生,是他们给了我一个启发,也就是在这里给了我一个身体的权力,使我带病的身体能融入作品并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这里,我要强调一点,疾病表面上和自己的生理有关,但一定是和外界的种种不调和有关,这就是一种‘天人感应’...谢谢大家。”
罗接着向观众简约介绍投影图片和《病人罗子丹的一天》的记录片。
罗向观众展示放大的有关自己疾病的诊断书(喷绘,1500x1000mm),再将它铺贴在自己脚下的地板上,这时(这种病态应该包括整个过程),罗的脖颈仍在不由自主的痉孪与扭动,但罗顽强的克制着(尤其面对观众)。
投影仪投射的图片开始透过罗的上半身。罗衣着暴露,并顽固的把持着他的“圣斗士之剑”。罗将剑挥向投影屏幕上自己不同精神气质的照片,另一只手用力的拍着胸膛不断高喊着日语——“哇达西哇”(意思“这是我”)。
罗在现场迂回,并喃喃着一句听上去酷酷的日本话,他把这句日本话的抑扬顿挫和自己脖颈不由自主的痉孪感(节奏)结合起来。在与观众互动的现场,子丹将目标瞄准一位漂亮女士,将剑尖指向她,嘴里的日本话变得更酷了。该女士一时不知所措。
直到表演快结束,罗站在自己疾病的诊断书上,高举着剑,爆发式的喊出了那句被不断重复日语的中文(意思):“我一直以为我是圣斗士!”
作品《我一直以为我是圣斗士》中的几点观念:
首先,这是一件使用真实患病之躯、并将病患融为作品重要部分的行为艺术,这在行为艺术领域应该是一种尝试与探索。
作者一直认为,他本人的病患并非简单的生理原因,一定和外界的不调和有关,他把此种现象称作“一种天人感应”。当然,病患也多少和他自身精神气质的不调和有关。
现场投影有关作者不同时期,不同身份、面貌、气质的图片(如:身份证上的标准照、身着传统服饰的标准照、标准白领照、“新人类”照、有福相的大头照、极具痞气的面容等),这不仅是关于人群在试图适应新的社会经济体制时对于自己身份的困惑,也凸现出了现实中种种精神气质的对立。
现场大屏幕电视同时面向观众播发着DV短片:《病人罗子丹的一天》,这是对于罗平常一天的忠实纪录:罗从自己郊区的住处来到城市的中心,一路上克制着自己脖颈不由自主的痉孪与扭动,并和不同的现场自然感应。
现场日语的使用和作者个人的历史记忆有关,在罗刚踏入社会的一段时间,喜欢看通宵电影,其中充斥了不少的有关日本黑社会的影片,在罗的印象中,从他们嘴里吐出来的日本话应该算是最酷的了。另一个原因是,大量的日本卡通画(包括动画片)提到(也是普及)“圣斗士”一词。
最后作者高喊(悲呼):“我一直以为我是圣斗士!”这是一句有力也多少有些暧昧的口号。一方面,表达了作者面对顽疾不屈服(剑是一种要强的符号)的决心(也是个人化的理想);一方面则是向上苍哀求、祈祷。

作品的另一层意思:
就象一枚硬币的两面,罗子丹的《我一直以为我是圣斗士》也有着其自在的另一层含义,关连反讽到日本民族的某种劣根性:这个天天弯腰到九十度、礼节倍至的民族,一转眼却能制造出南京大屠杀,能组织一个惨绝人寰的731部队,其首相小泉至今仍顽固的参拜靖国神社;直到现在,部分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日本白领上班时表现出极高的素质、效率,一下班却象头野兽一样疯狂发泄,或烂醉街头;很多日本公司为员工组织的性旅游仍是一种为人群普遍接受的传统。
现场有关作者不同精神气质图片的轮番投影即喻示了以上观念。
从录像《病人罗子丹的一天》到现场,罗子丹颈部的痉孪与人为的表面克制暗示了部分日本人群心魔周期性的翻腾——这是任何礼节、教养所难以遮挡的。
在这个民族对于异族的侵略中,日本人所以敢为所欲为,就是他们以为自己是圣斗士,这种思想至今可以在日本的卡通、动画片里看到。
日本民族即便有其独特的某种劣根性,但相信人性总是相通的,一个中国艺术家也能表达异域民族精神的种种特质。
我们相信,在罗子丹躯体痉孪着的某一束肌肉,一定感应着日本民族某种劣根性的蠢蠢欲动。
刘微05.11.15再次修改于成都

题目:《逃逸与确定》
时间:2006年4月
地点:成都人南立交桥下“成都民俗公园”古玩店
图片及背景等资料见网络:
http://www.ionly.com.cn/pro/5/52/20060509/210555.html
http://arts.tom.com/1003/2006412-26316.html
逃逸与确定
闲情偶寄——罗子丹行为艺术新作
成都人南立交桥下是一群依附立交桥的仿古建筑,名曰“成都民俗公园”,也是一派颇具市井创意的艺术长廊。除了反映老成都景观的铜雕与很有透视效果的浮雕、壁画,还有一些画家、奇石根艺玩家、古董藏家的工作室和商铺。通常我从郊区的家进城总要经过这里,方便的情况下也爱去看看那些奇石古玩。其中东区是一间“蓝桥画家村”,我曾把自己刚学画时的习作放在那里代卖。
2006年4月春意盎然的一天,我照常路过人民南路立交桥,闲暇无事,我进了艺术长廊中区,意外发现这里又有了一些新的文革文物,其中一张林彪像的招贴很快招惹了我的视线——和通常看到的林彪像不同,这是一张没戴帽子、也没别毛主席像章的胸像,秃顶,两眼平视,眉宇间除了透着一股英气,也多少有些审慎,带点夹着尾巴做人的味道。
我第一感觉就是能成就一件作品,但怎么做?并不清楚。一旁守摊位的女士看出了我的留恋,便加强了攻势,大肆鼓动我将招贴买下来。或许这种催促加速了灵感的到来。我想到了实验艺术家金锋让秦侩站起来的那件作品,同样作为长期宣传的反面人物,林彪也自有其功绩。如果金锋的作品是以爱与宽容为出发点,那是很有现实价值的,记得《圣经》上说:“要爱你们的仇敌。”
前不久观看成都年轻画家舒昊的作品,有几幅是画得很大的蚊子,象在墙壁上被突然拍死的那种还带着血,我当时就想到陀斯托耶夫斯基的一句话:阴暗的角落/黑暗的灵魂里一样有圣灵的闪光与美(大意)。但金锋能通过雕塑让秦侩站起来,而我面对这一张单薄的招贴,我能为面上的“林彪”做些什么?
很巧的是,就在现场我邂逅一位多年没有联系的广告人谭勇,重庆附近大竹人,目前就在人南立交桥下艺术长廊中区有一间“自然君创作室”,专营奇石怪根。他很热情的邀我在他铺面喝茶,这时我看到了一些印度的佛教绘画和很多文人字画。言谈中,谭先生告诉我他是藏传佛教弟子,我们又谈到佛教里有关开光的一些常识。这时我的灵感逐渐清晰起来。
我问谭先生是否有印泥,他当场就拿出了几种印泥,还不同颜色。我说我就要红的。我立刻买下了那张林彪的招贴,把它铺在了桌面上,这时谭先生拿出有米字格练字用的宣纸垫在下面。我告诉潭先生,我想在肖像的眉宇间作个印迹,用哪个指头比较好,他几乎没有考虑:“大拇指吧,这样镇得住些。”我有些领悟,但一时并未问他这种“镇”是指向什么?
我还是郑重的让自己的拇指醮上饱满的印泥,在“林彪”眉宇间有力的按上了一个印迹。这时我和谭先生几乎同时说到:“林彪的整个面相变了。”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作品的价值,立刻给成都行为艺术家周斌打了电话,请他帮忙来纪录一下。一个小时后,周斌拿着摄像、摄影机赶到了,他发现这件作品我并未邀请其他人。其实也真是漫无目的过程中自然析出的一件作品。
费了一些周折,幸好另一个商铺找到了同样的林彪像招贴,我得以在周的镜头前把过程再实施一次。严格说,因为有了经验,第二次实施的印迹可能比第一次更到位。

以下这件是2004年中旬创作的,我觉得比较重要,请指正!
题目:《有限制权力讨论(ON THE LIMITED POWER)》
创作时间:2004年6月3日
地    点: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中国制造”观念家具展现场
图片及背景等资料见网络:
http://arts.tom.com/1001/2004/8/3-39434.html
http://arts.tom.com/piclib/1715_1.html
http://www.ionly.com.cn/ionly/arts/artspecial/20040803102239.htm
http://www.ionly.com.cn/ionly/arts/artlive/20040803110342.htm
http://www.artist.org.cn/Article/1/200408/1192.html
材    料:由艺术家负责设计、制作的大型观念家具
实    施——
有关话语权力讨论的集体行为乃是融入家具“权力提示会议桌椅”——桌子特点:桌面倾斜,高端对应地位低者,低端对应地位高者;椅子特点:地位低者座椅靠背前倾、座面高,扶手与座面一齐向内收敛——反之,地位高者座椅靠背往后仰(地位越高越后仰)、座面低(地位越高越低,所谓“位高者善下”)、扶手与座面一齐向外敞开(地位越高越敞)。家具设计者罗子丹策划的两场讨论中,一场以批评家李晓峰主持的上海艺术界名流为主,一场以心理学家林和生主持的高校学生为主。原装置既是支持讨论展开的桌椅,又是作为讨论对象的桌椅,同时,桌椅又反过来程度不同地限制着其上的讨论,而它对讨论的限制又有意无意地被讨论所讨论。
“有限制权力讨论”装置作品、行为活动过程简述
ON THE LIMITED POWER
策划人——罗子丹
这个观念家具想法的产生要上溯到1998年由北京艺术家焦应奇所策划的“中国实验家具(筹备)展”。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展览后来没有实施。直到2004年的前不久,“上海春季艺术沙龙”组织了一个“中国制造——中国当代艺术家观念家具展”,这个观念家具的想法才得以实施。
虽然具体方案可以通过E_mail发往上海,但可能是考虑到作品质量的把控等原因,展览主办方要求我在成都做。在联系家具厂以前需要做的一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确定家具的具体尺寸,我本人一直有个毛病,就是过于重视细节,因此这步工作足足做了一个星期——包括所有的细节都有了尺寸、度数。为了使家具厂重视这个制作过程,我专门把图纸拿去喷绘、放大在很好的柔性面料上。感谢上帝!我们联系到了很负责的家具厂,制作好以后,我们又联系到了很好的航空货运公司,价钱比我们想象的低很多。一个细节:在家具制作过程中,出于不放心,我带了一个年轻的诗人(他也做装修),当一看到那把所谓地位最低者坐的椅子时,他脱口而出:“这是刑具啊”!
在家具运往上海之后,我谋发了一个借助家具搞一个有关权力讨论会的念头。方案传过去后,“上海春季艺术沙龙”很快同意了我的方案。也有幸这样一个方案能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林和生先生发生兴趣,于是我们结伴前往上海(用后来李晓峰先生的话来说,便是“川军入沪”了)。在上海期间,我们可谓全身心投入了活动的准备工作,加上我又是重视细节的人(林先生其实也重视细节,但他感觉我比他还要看重细节),而且彼此都很敏感,难免出现分歧。我基本属于那种一段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情的人,做事时逻辑性也很强,难免有些武断。好在林先生和我在此之前便存留了一些默契,故大多问题均能顺利解决。
上海给我感觉一直是中国难得规范的城市,包括“上海春季艺术沙龙”策展的操作方式,使我们做事时其实有了更大的发挥余地。或许正是这样一种顺利,使我“贪心不足蛇吞象”——原来计划一场讨论,现在我谋发了两场讨论的念头。为拉开表面的差异,决定一场是学生讨论,一场是学者讨论。但上海对于我们相对还是陌生的,参与的学生、学者怎么找?这里,非常感谢华东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系的陈澜老师和艺术批评家王林先生。为效果的把握,活动前我们专门去了华师大和同学们面谈、交流,感谢陈澜女士给我们介绍了这样一批真实、可爱的学生;同样感谢王林,他介绍的李晓峰先生不仅很赋予责任心、而且学识渊博,由他带来了一批出色的学者、艺术家(其中的顾磊先生是99年“上海超市艺术展”认识的,算是老朋友了)。我和林先生一时士气大增。
讨论活动定于6月3日下午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中国制造”观念家具展现场举行。我开始拟名为“有限制的权力讨论”,林先生认为应该将“的”字去掉,就叫“有限制权力讨论”。这样一改,感觉是要干脆、有力、准确得多。作为一位翻译家,林先生还为它取了个英文名称——“ON THE LIMITED POWER”。头一场是以华东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系学生为主体的讨论(我们还专门请了一位标准的白领参与座谈,他是正好出差到上海的邵湘江先生)。此前,我与林先生达成一致意见,由他来坐那把地位最高者座位,我来坐他对面那把地位最低者的座位。与同学们讨论的过程中,因感觉到同学们一开始有些腼腆,我不由得说了一些“煽动”的语言,这种姿态肯定是与我所坐的这个位置不相称的。所幸后来同学们的发言都很精彩,在以后整理发言文字的过程中,林先生和我都以为,同学们的发言和学者、艺术家群的发言确各有千秋。
在后场学者、艺术家群的发言现场,主持人李晓峰面前是一块红色的“主席”牌(各位在座的面前都有一块标有个人名字的铭牌)。客观而言,学者、艺术家群的讨论要激烈得多,尤其是谭根雄与刘大鸿、蒋崇无先生。李晓峰主席的发言显得稳健、客观,但又不失力度。顾磊先生体现出一个穿行在音乐与绘画之间的艺术家的淡漠与从容。张闳先生对这个权力桌子很敏感,发言也很儒雅。参会的唯一一位女性是“顶层画廊”的经营人赵丹虹女士,她的发言不多,但很机巧,往往博得很多掌声。场外有一位长连腮胡子的先生,他对于自己旁观者的身份作了反复强调,并借用尼采批驳了我们的这场讨论(后来才知道他叫“高鸣”,是艺术家杨福东先生行为作品“第一个知识分子”的扮演人)。
现场一直有位不明身份的年轻外籍女子在认真倾听我们的讨论,由于李晓峰主席又安排我坐在了这把“刑具椅”上,因身体难以忍受,我便邀请这位外籍女子替换我坐在了这把椅子上(她还挺乐意)。其实在此之前,离座的还有艺术家边平山先生——这种默然的行为除了表现了他一贯的低调、内敛,或许更是一种对所谓权力的态度。李晓峰主席在讨论快结束的时候,他说主席的位置也很难受,想换个“民间的位置”坐一坐,于是坐在了边平山先生原来的位置上。和李晓峰完全不一样(当时晓峰说:“我把我的胳膊肘压在桌子上,我不敢靠在这把椅子舒适的靠背上,因为我远没有到可以睡觉的地步。睡觉是高枕无忧,我非常紧张,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最充满威胁的地方。”),头一场主持林和生先生非常自得、也非常“放肆”的仰靠在了那具最为大套、安适的“主席”位上,容光焕发。
李晓峰主席离座之后,“主席”位空缺,一时群龙无首,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戏说起来。看似讨论和权力无关的话题,但气氛诙谐而轻松。这时,一位参会者所带的一个不到3岁的小孩爬到了“主席”位上,谭根雄先生戏言:“中国人做事呀,就象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一样,小孩最后变成主席了”。李晓峰先生则指着“主席”位上的孩子笑着说:“看来我们回到了一个非常圆满的状态”。后来,这个小孩被放在了象征权力流淌的倾斜桌面上,并开始来回跑步,虽有些磕磕碰碰。最后,以“权力提示会议桌椅”为前景众人合影留念时,这个小孩被抱在人群的中央,成为了一个核心。或许,我们都愿意孩子能代表一种新的希望……
从上海回来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做这次活动资料的整理、梳理工作。由于两场讨论发言的记录都是根据两盘录像带(当时是附带话筒的那种摄像机,话筒对着的方向说话较清楚,周围的发言听起来便是散又模糊的),因此做文字记录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常常是播放一句话,按一下暂停键,这时机器还要“吃”几个字,只有按了暂停键还要按返回键再播放。每天的进度基本上是30分钟,三个多小时的录像带光是文字记录我们便做了10天。再把文字输入电脑以后,还要把录像带翻刻成VCD,在电脑里播放同时一句句的校正文字,包括修改标点符号,又做了5天。本身这是一件极枯燥乏味的工作,但讨论里面很多涉及到艺术家的权力态度和艺术家的权力行为,有的发言者尤其象谭根雄、刘大鸿、蒋崇无先生,表达极具个性,更是铿镪有力——这些语素成了我们枯燥工作过程里的强心针。
因学者那场讨论时每人面前都有标着姓名的铭牌,而大学生场的讨论则没有,为核实发言同学的身份,让录像里的形象与具体的人的姓名对上号,我们将他们的图像传给了华师大艺术教育系的陈澜老师,她耐心作了标注又传过来。以后又等待林和生先生关于本次活动的文章(他的稿约本来就非常多),包括上海诸位参会同学、学者、艺术家的文字……等等,若干。这次活动资料的整理是我历次活动最长的一次,什么促使我能很耐心的这样做(虽然从四川大学请了同学来帮忙,但我仍是从早上起来一直守着电脑到晚上),因为强烈的感受到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尤其在细致整理两场发言稿过程中,不仅是精彩,我能清晰感受到发言者的激情与责任心。如当时李晓峰先生所言,中国是一个很残酷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如何来安顿一颗“平常心”?尤其艺术家如何以健康的心态来对待权力的若干问题?
希望我们这两场活动的资料对各式各样的读者、观众都能起到参考的价值,有益的价值。
2004.7.25
“有限制权力讨论”(学者、艺术家讨论)发言记录
ON THE LIMITED POWER
本发言记录乃是通过现场录像作为唯一参考资料,或有极少数听不清、模糊之处未做记录,特意以符号“()”标记。记录中,为存留讨论会的现场感,还原一个真实的氛围,我们对发言者哪怕多余的口头语也尽量保留。也是希望通过此读者能一定程度上感受到发言人的不同性格。

李晓峰先生(讨论会主席)致辞:
作为“川军入沪”,是林和生和罗子丹先生……我们今天,我们借子丹这次参展的一个作品,所营造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态,来讨论这个状态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权力的问题。权力嘛,上头有一个界定词,就是“有限制”权力讨论。在这个主题下,我跟林和生先生还有罗子丹先生在阐释它,它变成了一个动态的语汇。因为原来有限制“的”权力是一个定语。把“的”去掉以后,变成了一个动词。因此,我们今天的讨论,以我所坐的这个红色的主席位置,我想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位置,希望能在我们今天这个讨论过程中,使权力流动起来;但是这个流动,可能会因为诸多的因素——有的是正常,有的也许未必正常,但我们希望无论正常与否,它起码是真实的。
我们想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非常大,但又是一个每个人都……可能在睡觉的时候都会有所意识的话题,比如如果坐在主席的位置上,睡觉时就会考虑……其实也会做另外的一种梦,就是怎样与权力进一步发生关系的梦。当然,我们这里头的在座各位没有任何兴趣。也许呢,乐于在权力的()它也构成了这样一个系统里头的一个非常奇特的(赵丹虹女士插话:行为?)要素。行为现在还没有开始。(张闳先生笑着插话:睡觉的行为。)昨天晚上丹虹给我讲到她的Payty里头小脚丫的事情,让我感到非常生动而形象。所以权力的话语其实非常宽泛,又非常切近。但是我们毕竟是在一个艺术作品的状态中去讨论这个话题,所以非常希望我们这个话题呢…起码有一个归属感,就是与我们的艺术状态有关。
那么如果把艺术作为界定权力的一个前提的话呢,其实它也很丰富,它与权力的关系也是我们有着很多丰富经验的一个关系。尤其是这20年!这20年呢,它的界定也就是所谓“八五美术新潮”以后,当时从艺术活动角度来说呢,它实际上是远离权力、解构权力;或者说呢,有一种离心权力。但是20年后的今天,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我们这20年现代艺术活动中,当事人们与权力发生了戏剧性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今天足以使我们议论,有理由使我们讨论。但还有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在安排这个特殊的活动的时候,感受到的——就是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话题?其实这个话题有点无聊,也没有激情……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今天的艺术家们的一个新的状态:就是对权力的冷漠、麻木和既得的满足……或许都有。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更有理由讨论的一个前提。
当然,子丹呢信任我,以独裁的方式推介我做为这个十人权力组合的核心。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其实并不好坐——你看我:我把我的胳膊肘压在桌子上,我不敢靠在这把椅子舒适的靠背上,因为我远没有到可以睡觉的地步。睡觉是高枕无忧,我非常紧张,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最充满威胁的地方;而且我觉得我对面的罗子丹呢才是权力的核心,因为他呢,有一个往上走的一个(罗子丹先生插话:我申明一下,我刚才给晓峰说了,我是坐另外一个位置,而是晓峰安排我……)我觉得应该安排你坐这个位置(罗子丹先生插话:我实际上是你的一个傀儡(笑))。我觉得这个傀儡也许最后可能正是一个最大的威胁,他一定要最后走向……因为他所在的那个的状态呢,其实是一种伺机而动,他一直有要抢班夺权的那个动势。我们坐的这个椅子跟艺术家的设计啊,其实也看得很明显,它有一个在这个“坐”…中国这个“坐”…坐椅子这个……这个英文怎么说?(张闳先生插话:Made in china)“China”?不是…是这个“Chairman mao”,我们过去讲毛主席,“Chair”,这是一个坐…(张闳先生插话:椅子。)一个椅子。所以椅子的这个过程呢,它与最后的这个权力的核心()它有一个巧合。
我们希望这个椅子更能够产生一个特殊的状态,能够使我们把这个权力的玄机呢讨论出来。当然,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经过精心组合的各位。这里也有一个意图,就是我们想,通过我们这次艺术活动,能够试图拼接出一个更加完整的权力意识。通过不同的特点、不同背景的各位专家(),拼接出权力的一个更完善的理解。我的要领就先说到这,接下来我们请各位对我们刚才的设想和预设的话题发表意见。
张闳先生
()这个威胁呢…或者是欲望的颠覆。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张闳先生拿出标有顾丞峰先生与江梅先生名字的两块铭牌,提到他们因故缺席没能来到现场参与讨论。)
李晓峰先生
()他支配着这个在场的全体,这是刚才张闳先生发表的意见,借这样一个缺席的事情。
张闳先生
()隐形的权力…要么就是他还另外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真的彻底放弃权力。他不在场了,也就是彻底放弃…(李晓峰先生插话:两种可能性都有。)他的名字在场,但他实际上是对权力的一种放弃。这个本身也是属于我们这个…这场讨论的……
罗子丹先生
不好意思,我插一句。我觉得可能我们在这里举起这个茶杯或放下,对于一个埃塞俄比亚的人他的一个举动都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可能是潜在的。正因为这个东西是潜在的,那么在实际权力结构中,我们对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更在意。人面对权力有一种天然的顺服天性,我觉得这是人的天性;但是呢,实际生活中呢,我觉得我们探讨权力可能有个隐语,实际上是一种所谓平常心的问题。因为权力过度的话…每个人都需要权力,没有权力的话这个世界可能无法维系。但是我觉得有个度的问题。可能在当下艺术语境讨论权力的话,可能更通俗的一种说法是让我们恢复一颗平常心。(赵丹虹女士插话:你要能恢复平常心你就不用讨论了。)我们只是试图、试图……
赵丹虹女士
因为要讨论什么,就说明你缺乏什么。
刘大鸿先生
你能做这个作品呢,说明你是一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否则就不会做这样一个作品、不会考虑这些问题了。也不会考虑椅子怎么摆,怎么个倾斜度……
罗子丹先生
或者这么说吧,我觉得可能有些艺术家象我一样,是受到权力欲伤害的人。不一定他的权力欲就很强,他只是受到伤害,在权力系统里面。
赵丹虹女士
这是他的心理创伤问题。
李晓峰先生
这个…林和生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也是罗子丹的一个朋友,讲一讲他受伤害的类似的一个内幕。
林和生先生
我觉得这个内幕我不清楚。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些朋友彼此都是相互尊重;而且对方的隐私呢,我们不大愿意去进入,即便有所了解也对隐私保持沉默。但是我感觉到,这里有一个…即使不是具体的问题…我提出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艺术家的“弑父情结”,这是一个精神分析的概念。(李晓峰先生插话:弑父?杀父?)对,杀父情结!我认为“杀父情结”是我们人的一个本性。(李晓峰先生插话:你这个“父”有象征性吗?)父象征着既有的秩序、风纪、游戏规则,父亲一个是象征的代表,他代表着我们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实际上父亲要求我们…他们的出发点也不坏,他们叫作“恨铁不成钢”;而对我们来讲,我们感到压抑。当然我说的“我们”,实际上也是一个符号——包括我们在场的人,和我自己都不重要。就是在父亲的对立面是儿子——儿子他天性倾向于反抗由父亲所代表、所诉求的这个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纪律、风纪….就是父亲的种种诉求。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敢说罗子丹先生有还是没有“弑父情结”,谁有没有“弑父情结”,只有上帝和自己知道。也许自己往往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
谭根雄先生
我觉得刚才林先生谈到的…好象我们谈到权力的时候,不能用佛洛依德的泛性论来加以一种广义的解释。我觉得这个权力是先验的,它其实并不客观,很可能是不存在的。权力是一代的,它有与时间、空间的关系。我们需求什么样的权力……比如说谈到艺术家的权力,我们往往会拿一个横杆、要求、标准、经典去谈。你看任何的组织生活总要有一个领导吧,就象李晓峰一样,有一个主席吧(举起李晓峰先生面前红色的“主席”牌)。我们没有推选他,他就客观存在、先验的。其实这种东西是故设的,或者称其权力跟阴谋相结合的东西。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家或人道主义者,活着一生奋斗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无论如何任何的枷锁一定要粉碎它。做人是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换得自己的尊严;而权力往往是在你脖子上的一根绳子,是致你于死地的、是毒药。如果从这一点来看,权力…我们可以把权力谈得比较好。但是我们不承认我们是搞颠覆,而仅仅是对于这个权力加以一种限定、去解释它。
林和生先生
我有一个观点,觉不是泛性论的问题。就是说“仇父情结”它和性欲实际上没有关系,它是一个权力问题。而且我认为,我是一个中性的观点。我提出这种父亲和儿子…当然它是一种象征。父亲和儿子是一种权力的格局,并不意味着我站在父亲的一方、或者站在儿子的一方,我尽量保持一种旁观者的立场——这是第一;第二,对谭先生的观点,我提出一点,人类历史上很多罪行都是打着正义、打着反抗的旗号来犯下的。这是我的一个观点。(谭根雄先生插话:这我同意。但是我们一方面……)“仇父情结”它是欧陆哲学的一个主流,就是说,“俄底浦斯情结”我认为是现代思想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俄底浦斯情结”…我是这样认为的,它不是一个…但如果要追溯……
李晓峰先生
刚才提到我们涉及到权力问题,涉及到三个层次:一个是心理学的层次;一个是谭先生所涉及到的政治学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经验()。那么,如果我们涉及到你刚刚所讲的佛洛依德的这个解释、或者一个阐释的依据的话,这个在历史上有三个描述,佛洛依德是第三个…第一个就是刚才谭先生…还是你们互相猜测的这个达尔文的权力观…或者说权力观,就是这种生物……第二个呢,其实是马克思提出的权力…社会学;第三个呢,进入到佛洛依德的心理学。这个在历史上其实是对这三者有描述的,就是他们一次一次在揭开我们对人的认识的一个层次。那么这个可能比较明显,我们刚才所要笼罩的这个话语氛围呢,是希望能够进入我们艺术活动所面对的权力来讨论问题。当然,我们刚才讨论的,谦虚点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话题。那么艺术活动所面临的权力问题,当然也有艺术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所面临的权力问题,也有他作为社会某一角色…这个角色可能不是艺术家,当然也不是普通人的角色,()那他可能是在社会中所占的某一位置所显露出来的权力。第三个才是艺术活动中所真正触及到的一些权力问题。那么艺术活动中所触及到的权力问题其实也非常复杂,我们也可以从经验这个角度以我们个人的经验来谈。我好象…刚刚我们聊天的时候涉及到一个…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就是涉及到一个艺术家对待的权力这么一个例子…我觉得蛮有意思,想到了再说…
罗子丹先生
(现场有手机声响起)晓峰 (李晓峰先生继续说:能不能围绕这么一个氛围?)我说一句话,这个话其实不是坐在这个位置上有资格说的话——我只有一个要求,即来之,则安之,我们把手机都关了,怎么样?
李晓峰先生
手机可以关了。
张闳先生
()权力是人的本能。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并不是来自一个人的问题、每个个体的权力意志,而是我们讲的一种限制的权力。来限制或者是…我觉得是来自一个…更重要是来自一个权力构架。就象我们现在这样一种(李晓峰先生插话:格局?)对,这样一种格局。就是说,你现在为什么会设计出这么一种桌子?这个桌子形式应该是西方样式的。举行某种仪式、或者是餐桌…这样的一个东西……
罗子丹先生
关于这个桌子的形式嘛,我觉得它表面是西方的样式。为什么晓峰那个地位最高的坐在那边比较低呢?这是吸收了老子的哲学,就是“位高者善下”。我觉得这是一个视觉效应。观念、感觉中,权力都向他那边汇聚,有句话,如“百川之汇于大海”。
张闳先生
就象餐桌…家庭内部的权力问题,对面坐的是男主人和女主人,边上坐的是孩子或客人,进入这样一种场或这样一种构架里边,这就自然的形成了一种权力的意识。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是…艺术家……某种程度,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只不过是把一种大的权力构架做成一种缩微…微型的一个模拟,或者说是微观的权力模式、权力模型——来戏谑性的模仿、模仿…如果说艺术对于权力的思考,或者对于权力的一种反思,也许就是通过这种戏谑性的模仿来解决的。其它的…你说…对于这种权力构架改变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限制权力。“有限制的权力”应该是公共交往中的社会结构问题。
谭根雄先生
其实今天的艺术家也是在选择某一些权力。比如说我们当下国内的一些艺术发展的一种形态,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出现,它作为一个语言就成为一个系统。每个人都可能很自觉或不自觉的责无旁贷的选择了这样一个话语权——这…无可厚非的。至于权力对于人的行为上面有没有影响,我想有——你比如说,我一直认为:“门是为人开的,洞是为狗钻而打的”。所以艺术家其实选择某种东西,只要对自己负起责任就可以了。其实任何我们的艺术的形态未必很重要:比如说现在做Video也好,观念的行为艺术和架上、非架上、装置……其实,它不能统称一种权力的()。你可以去选择某一个东西,这是每个人我觉得的一个自主精神。整个一个西方的哲学,你刚才谈到的欧洲大陆——它整个哲学,建于两大板块:一个是当时从牛顿产生的古典力学、黑格尔哲学…古典美学思想以后,一直到胡塞的现象学…包括一帮自然科学家的产生。用一种相对的…原来绝对的走向一个相对的认识,权力其实给人的意识也是一个相对的。
过去,我们无法去选择某一个话语权,今天我们就可以选择:比如说第十届全国美展,现在很隆重,在全国都在普及…你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你获个奖或不获奖——这个都是无关紧要的。我觉得这样的用一种…刚才罗子丹所说的所谓“平常心”来对待它更好。其实你越渴望某种权力,越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很可能你这个枷锁就把你自己套得死死的;你用一种消极的或许退一步的方法来看待,这个权力很可能就被消解掉了。很可能就象我们抽烟的一种烟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一个最大的什么问题——死!一到死,这个权力全部没了。所以我觉得权力是让活着的人作为一种态度,是可以选择的,它包括一种尊严。刚才谈到,其实就涉及到一个道德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是你是否介入的问题;从政治学的含义,是你是否愿意接受而不去反抗它的问题。
刘大鸿先生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艺术家?就是一种权力,我觉得艺术家有一种很大的权力,不管你怎么说法——以平常心来对待或者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艺术家就是有权力欲望的,越是成功的艺术家权力越大。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里头出政权”,笔杆子还是枪杆子其实都一样。文人一直是…就因为从“焚书坑儒”开始一直到“反右”一系列这个对笔杆子的限制。我觉得这个艺术家本身,他拥有很大的权力,就象法国的法郎里面,它就得不到那幅绘画——“自由引导人民”,()他拥有很大的权力。我觉得如果艺术家逃避这个东西、回避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可耻?的行为。所以艺术家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不管你躲到仓库里也好、躲到车间里也好、躲到艺术厅里也好,或者你装一个()也好,你艺术家本身就有非常大的权力。你这权力关键是看你怎么来用,用什么态度来用,你是不是很严肃的来对待这个权力。比如说罗子丹的作品,他就是一种权力的体现,为什么别的人不可以做这个作品,因为他不是艺术家。艺术家可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做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这就是权力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艺术家首先考虑怎么样用这个权力的问题,艺术家怎么自律的问题,并不是说你艺术家有没有这个权力、有多大的权力。因为你就有这个权力。
这一点从历史上就可以看出来,你想怎么用……象那个章太炎先生他给杜月笙修家谱,它就是一种权力。他自己以他的知名度来修这个家谱,他也就表现了他的权力。司马迁写《史记》,那是他的权力,他可以不写…他拥有很大权力。可以说()以前讲了一个笑话,讲那个毛延寿画王昭君画得很丑,其实王昭君并不丑;到了王昭君要出塞的时候,皇帝一看这个毛延寿把这个王昭君画很丑,就把毛延寿杀掉了,这是一个传说。至少说明,艺术家有的时候甚至于掌握了生杀大权,那个…有的时候你也许会觉得他很过分,是不是,但是又完全不一样。同样,抗越的时候,中国和越南相比,越南很多艺术家画了很多抗美的题材,但他们画得比那时候我们的工农兵速写…画得要好得多。为什么?就是他们艺术家本身对政府的那种权力…对自己的权力和自律性做得比我们要好。同样的画现代画,文革时期的、包括50年代的宣传画:哈宣文先生画一个“毛主席万岁”,他并没有画成歌功颂德的…他就画了一个穿中装的太太、小姐太太,就这样抱一个小孩,非常女性化,而且非常市民气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现“毛主席万岁”的题材。但另外一位艺术家画得非常恶心,用另外方式。()我觉得这点呢,我们的艺术家必须有相当的自律,就是你必须做到你拥有权力,而你这个权力是怎么用?这是我觉得决定一个艺术家水平高低的标杆。
罗子丹先生
我针对刘大鸿先生,我有一个…刚才刘大鸿先生呢提到杜月笙和章太炎,这里有一个关于权力的很有意思的例子:章太炎是一个国学大师,杜月笙是一个青帮头子、青红帮头子,我记得当时章太炎呢给杜月笙写了一幅对子:叫“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是把杜月笙抬得很高。我觉得他对这样一个所谓的流氓、大流氓…因为大流氓他也是一种权力,所谓“盗亦有道”、黑道,他同样他也是顺服的。而且我觉得刚才刘大鸿先生所提到的艺术家对权力的把握、把控、或者态度,我想起一个例子,大家有兴趣可以探讨:比如象前几年在北京做得一个尸体展。当时那个尸体展在北京做了以后呢,老栗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中国比西方还要自由”——因为在西方做不了的东西,但在中国能做。就包括这个尸体的展览。那么,艺术家选择尸体这样的材料来创作,不管是倒人油还是吃死婴,这是不是一种权力的挑战?如果是权力的挑战,那么又是对什么权力的一种挑战?还有一点,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样的艺术家做这样的作品,其动机何在?
谭根雄先生
刚才刘大鸿谈的东西,我觉得它可以放到我们……就条条大道通罗马。你去…这种东西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我们都不能回避在权力构架之下其实有一个价值在衡量我们。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喝茶,有些人喜欢喝咖啡,其实是可能根据个体的身体在调节。他占有这样一种物质并不能简单把它看作是一种权力欲望的释放,不能那样简单化…还有一个刚才谈到,因为中国与西方有相似的、也有不相似的地方,你们看过章含之写的那个“主席”、“父亲”、“丈夫”…就是写毛泽东、章示昭、还有乔冠华。在章寒芝当时婚姻上面遇到挫折时候,毛泽东忽然之间知道了这样一个东西,在“怀仁堂”指点江山。那个是中国历来都是一个两边……就像这个位置一样,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帝王的这样一个象征。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大家没有这个权力去说话?旁边当时有邓小平啊有那个周恩来总理,即使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价值的取向,可能某一个人先说了,后面的人把门就关掉了,我就不愿意去再进入了。或许说对个人的崇拜往往理解为是一种权力。
其实权力它是一个在我看来是有所限制、有所限制的。我们比如说当代艺术很多就刚才你谈到的一个问题,在西方我们申请这样的一个会务,在公开的场合,很可能向警察局要注册的,否则你是属于一个非法的一个聚会。是吧?那么在中国可能它反而就更富有弹性。那么我们所做的是一本正经的做一个学问,那么不排除很多艺术家利用这样一种宽松的东西很可能达到个人的胜算或个人的目的。有时我在想,假如说我们谋发一个社会颠覆,一个警察用他的权力马上用枪把你毙掉,完全可以这么去做。我们就是有时候不能滥用一种艺术形式。有时候我在想,做行为艺术的时候…自从美国“9.11”事件以后……一开始我从这个画面一感觉,是不是一个模型?因为我以前在电影厂干活过,搞电影特技。我第一次打开新闻一看…那天晚上,接下来一个美国朋友打电话,说美国全被炸了!我说没有,这不是电影吗?就是这个边缘就已经很模糊了,它就把二十一世纪的整个运行的人类的文明的这个轨迹、路线已经变化了,反恐变成了全世界人类社会的第一号问题。就是,假如说我是艺术家,我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吗?它肯定是不可能的,权力是有所抑制的。
李晓峰先生
这是比较抽象的。我接着刚才大鸿对艺术家权力的看法…的确,艺术家拥有很大的权力,艺术家有很多赦免权,艺术家在这个社会所占的…不管是权力的社会还是一个生存的社会,它有很多可被人们宽容的东西。艺术家一直被人们当作我们这个生活中的另类,或者是天才或者是疯子。所以当他去大街上做某一个行为的时候,别人只能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从这个意义来讲,艺术家不仅是自己拥有表达影响世界的一个权力,他还有接受这个世界对他宽容的权力。在这样一个情景下,我们的艺术家的…从刚才举的古典的例子到今天所变成的一种真实的存在,其实,可以客观的说,在展示着艺术家权力的不断膨胀。那么这个膨胀在中国这个权力意识极强的国度里头,它就有其特殊性。比如我们所讲到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标志是艺术活动点燃的,不管是“星星画展”、还是“伤痕文学”、还是新诗…那个叫“朦胧诗”……还是当时一些今天我们看比较老派的话剧;以及后来的音乐、乃至舞蹈,它其实最鲜明的、也可以说是最有力量的——展示了这个社会权力关系的一种变化吧。或者说它刺激了这种变化…它在刺激这种变化。
当它到今天,20年()反省的理由之一就是艺术家的某一部分变成了权力的代言人,因为去年也是在我们这个沙龙的一个论坛里头,有位批评家就说到了这个问题,指名道姓的说范迪安先生——以现代艺术的代言人与蓬皮杜艺术中心在策划这个展览,但他真实的身份呢,是中国外交代言人。比如刚才在楼下,两个权力顶峰的人物的对话:一个是我们上海油雕院院长、美术学院院长(两大院长)——丘瑞敏先生,和一位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许江先生,在做艺术与城市的规划。我刚才听了一部分,很轻松。许江先生讲得也很激动,因为他对上海有情结。但是,他们的确至少从艺术圈子来讲,是荣登权力顶峰的人物之一;因此,他们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讨论的话题是轻松的。反过来说,是不是没有拥有权力的艺术家们,就不能轻松得讨论艺术呢?不能轻松的对待权力?就是刚才罗子丹所讲的“平常心”,大鸿反对,其实是错的,不可能有真实的平常心。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样一个(刘大鸿先生插话:“平常心”搞不了艺术!)是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职业对权力的一个所需要梳理和反省的一个重要理由。那么刚才我们讨论到了一些权力…艺术家作为一种特权……那么在坐的有两位更年轻的现代艺术的…这个作者和策划、评论者,就是顾磊先生和蒋崇无先生。你们两个能否谈谈。
蒋崇无先生
这个命题呢…是一个特别大的……权力问题。刚才一开始大家从哲学和社会学的方面进行了一些讨论。从中国、国外,东方、西方进行讨论,也谈到一些个体呢对于权力的一些看法。个体又可以讨论更多的人…可以去讨论艺术家对权力的一些看法……我觉得如果这样讨论下去呢非常没有必要,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我觉得既然这是一个会议,尽管这会议桌比较独特,我想我们应该在一个相对狭窄的范围内,才能把一些问题…大家可能会听到更多的意见,相对清晰一些。比如说,我觉得刚才子丹提到行为艺术当中对于权力的一些看法,曾经听说过北京做尸体展的时侯,有一个洋人就提出了一个疑问(有一个作品里有一颗人的心脏),那个洋人就提出一个疑问:“这是谁给你的权力,把他的心脏拿出来作为你的作品,你经过他的同意了吗”?拥有心脏的那个人当然他已经死掉了。刚才谭老师曾经说过,就是这个“死亡”,死了,就一切权力没有了。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命题,当你死亡的时候你的权力就通通都没有了。同时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他针对这个尸体的一个部件,他认为即使他人体死亡了,但是他的部件、器官依然拥有权力。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我觉得我们是否有必要把这个议题说得相对狭窄一些、明确一些。我们讨论…艺术家在讨论的权力的问题、还是艺术家在讨论现代艺术当中的权力问题、还是行为艺术中的权力问题?我觉得权力这话题非常大。或者是我们在讨论权力形式的变化,这20年的形式的变化——当然这是基于“八五新潮”以来,大家、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不断宽泛。可能在30年前,艺术家他所讨论的社会性问题非常好,因为他的作品就很简单——就是油画我把这个技术画得好,毛主席画得象,那么就OK了。可是现代的艺术家,我相信更多的艺术家他考虑的问题是更为繁复的、或者是更为广泛的社会性问题。那么,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其中包括权力的问题,艺术家在进行讨论?这种态度的变化我觉得是有意思的。我暂时就说到这里。
顾磊先生
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正在讨论一些关于什么权力的问题,包括刚才那个蒋崇无所说的。因为我刚才就是…国际的和国内的、身边和生活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权力。或者一个就是人类的权力,一个就是关于艺术的权力。我觉得大家都混为一谈了。因为我觉得权力这个东西有可能是跟法律有关系,如果我们是搞艺术…如果我们搞了一个恐怖艺术的话,就肯定有人来限制你。但是这种限制是否针对…就是侵犯了你艺术家的权力,还是你违反了法律的一些规则…社会的一些规则?但关于权力的限制的一些问题,他也有他的亲身经历;但如果我们一旦碰到这些问题的话,怎么去解决或面对?
罗子丹先生
我觉得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刚才林和生先生说了,说到一个隐私的问题,也提到了“弑父情结”…我的父母是非常和谐的,我们家庭应该说是充满了爱。我觉得可能权力有些发生变化,你比如说中国以前是一个宗族社会,在这样一个宗族体系里面,每一个人有比较明确的位置:上下尊卑老少;它有这样一个很具体的规则。现在这个规则被打破了。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属于……象北京原来做一个什么画展,我们面对都有一种漂浮感,这种漂浮感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种状态。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根基来谈这个权力,我觉得确实比较宽泛。然后,那天晓峰说了一个……其实我们今天,实际上是晓峰在主持。那天晓峰提了一个…不是谈得很宽泛的,有一点晓峰好象说的是艺术家的权力的态度、还有就是艺术家的权力的行为。是不是这样?
李晓峰先生
其实我们刚才讨论的权力的这个概念呢,确实蛮大的。当然还缺乏刚才顾磊所意识到的这个()就是这个目标意识过于强烈。但是扯大了以后呢,我们语境就营造出来了。营造出来以后,现在大家就急需要…其实不知道你们意识到没有——急需要在某一点上交锋了。这个愿望是对的。那么怎么交锋?即便是我刚刚…就是你说我提到的那个议题呀,它能不能在现在我们这个十人桌里头有效交锋?这个肯定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在继续触摸权力,触摸权力呢……是触摸什么呢?就是我们个人的权力遭遇。是不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些话要说,或者没遭遇?
罗子丹先生
我觉得是这样的?刚才顾磊说过了,搞不搞艺术是次要的。从每一个个体讲,从我们生长的…从童年到长大,其实我们对权力的切身感受都很多、很具体,我们可以从自己的感受出发。你比如象赵丹虹,她作为一个女性,她作为画廊的经纪人,但这里边有没有女性主义我觉得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既然大家坐在了一起。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女性对权力的感受可能和我们大家是不一样的。
李晓峰先生
他的意思是让赵丹虹……
赵丹虹女士
他的意思就是非要我说两句。(李晓峰先生插话:开口…那你先开口吧。)我觉得权力是空泛的,就是男性跟女性截然不同。我觉得男性跟女性本来就…我们女人所喜欢的、我们触摸到的事情,跟我们的感觉有关系;可是男性所喜欢的,是很理性的一些东西。我甚至觉得男人吃饱了饭没事儿干,瞎鸡巴忙(众人笑)。我们有太多的琐碎的事情要去做,但我觉得从刚才林和生先生谈的,从人性的本质来说,人是有那么一点犯忌的快感。包括艺术家,一样的。为什么他要去触犯一下甚至某些是法律的底线?他就是一种童年期的…犯忌的快感,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成分在里边。所以我一般认为…觉得艺术家他的天性就是天真、很直率,就是因为他还保留了童年期的那么一种可爱的东西。我讲不下去了……
李晓峰先生
女性的成分,仅仅是女人的成分,她基本上是属于依附型的。她要抚摸吧、她要体贴吧…那么她没有危机和后顾之忧?而男人之所以所谓理性,所谓要考虑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规范性的东西,其实他有一种潜在的危机。他要制约。所以女人的一种依附和男人的制约已经构成了今天从女人到女权运动一直要反对的格局,就是男人在主导这个世界。在男人在主导这个世界过程中呢,因为不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就好办了!而是一群男人。因此在这个理性的辩驳呢、争论呢、思考过程中呢,就是要实现它。因此这个权力的历史还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成长。
赵丹虹女士
你是在说一种动物性,像猴子上山必须要有一个猴王……
李晓峰先生
不,我刚才所讲的,其实这和动物性还没有关系。也许它有一个残存…但是它没有关系。就像刚才所讲的达尔文的生物主义,生物主义的那种原始的动机好象在今天呢,被理性已经掩盖了。你刚才对艺术家的那种天真的、保持童心的描述呢,是因为你对艺术家不了解,或者你了解的仅仅是一部分。
刘大鸿先生
是一部分!其实艺术家一定是大独裁者;艺术家是最好的,也是最残暴的大独裁者。
赵丹虹女士
那么他这个大独裁只是在他自己的地方。(刘大鸿先生插话:对对对,可这就是权力。)这就够了!但这种权力应该是跟对方发生那么一种关系,对不对?(刘大鸿先生插话:当然发生关系了——他这个桌子拿过来,然后把我们这些人叫过来。)但问题是我愿意过来,我乐意捧他。(赵丹虹笑着说)
刘大鸿先生
你乐不乐意、或者怎么样?那是另外一种问题。但是艺术家毫无疑问:如果某个人把这点都忘掉了,或者说,有意识自己把这一点逃避掉,我觉得至少这是不真诚的。包括那些…刚才也讲过,在艺术村里的、在仓库里的、在工厂车间里的……全部都是希望被招安的。全部都是希望——都是宋江。毫无疑问,都是宋江!都是希望有一天被皇帝招安。拥有更大的权力,如果你…如果任何艺术家这点你不承认的话,你首先你就不是艺术家,你算不上艺术家。我们希望,每个艺术家、作为艺术家本身来谈这个权力问题,要设身处地,想想你自己。你自己到底是对权力怎么认识的?()你作为艺术家,你是什么样的定位,你是怎么样来自律的。你为什么被这么黑暗的权力腐化?现在很多艺术家逃避这个问题。哎呀!我玩玩、我闹闹、我搞一搞……其实全是权力欲。权力欲完全充斥这个…只不过这表面上有一个借口。哎呀,我是“艺术”、我是“玩”的、或我是怎么样的……越是边缘的艺术家权力欲越强烈。就跟全国美展一样,全国美展已经被权力瓜分了,大家都很明显知道。那些在野的艺术家其实都是一样。所有都一样。从艺术家本身来讲,我觉得这一点无可厚非,艺术家应该要明确的承认自己:就是要拥有权力,而且要拥有非常大的权力。但只不过这个权力你不要被腐化掉,就像刚才讲的章太炎先生,他的晚节不保,晚节不保就要给杜月笙腐化掉;然后帮他修家谱的时候修得非常好,把他祖宗修得都象是帝王的那种感觉……关键是什么态度?用什么态度来修最重要。
罗子丹先生
我觉得关于这个谱牒的记录,因为宋以前的谱牒基本是真实的,宋以后…那么现在的修族谱…修谱牒,它主要是一种虚荣心,它要上溯把自己挂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很同意刘大鸿的态度,就是艺术家面对权力,你首先要健康的承认它有;如果你不承认它是晦涩的,反而不健康。我想说点什么呢?这个展览,我觉得这个家具只是抛砖引玉,我们能谈到一些问题。最早那个主办展览的张帆先生在那里,(指着场外围观的人群一角)他知道,我设计的这个活动的海报招贴…还有等等的,我说你不要写“罗子丹”的名字。我说得很明确的。而且我甚至说过我不参加这个讨论,那天顾磊在,还有李晓峰在。我觉得我只是做了这个家具,我不是学者,我不擅长讨论。当然,我也是一个边缘的艺术家,所以今天来的人呢也不多。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因为“既来之,则安之”。还有,就是我当时想了一个方案,可能比较行为一点——就是那个椅子…(指着李晓峰先生正坐着的那具最宽大的椅子)因为坐那里是我比较胖…不关权力的问题。我坐那个椅子怎么呢?我吃安眠药,我吃可能五、六粒;那么在讨论的过程中呢,我就完全是处于睡眠状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边缘意识,比较符合我本身的这种心理状态。
刘大鸿先生
如果这样,我们可能有很多例子好举。就拿毛泽东的书法来说吧,他的书法和周恩来的书法、和林彪的书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过。他这么一个…这么讲,他也是一个艺术家。他的书法的表达和周恩来完全不一样、和林彪也不一样。而这周恩来和林彪好象更象是行为艺术家,大的行为艺术家。包括现在的阿扁,阿扁现在这一枪…也不知道不明不白打一枪的问题,现在也不知道谁搞的这个行为艺术。不过用现在的观点来讲,大的行为艺术。(罗子丹先生插话:那西特勒呢?)那也是行为……
李晓峰先生
()分泌比较旺盛,欲望比较强烈,这适合做利比多。那么这适合呢成为一个艺术家,但这仅仅是指一部分。有激情的(刘大鸿先生插话:艺术家都有激情。)肯定还有一部分艺术家呢,比较沉溺于趣味,比如像边平山先生这样的艺术家。好象他没有激情,(刘大鸿先生插话:哎呀!你恰恰说错了。他没有激情吗……边平山?)他比较沉溺于趣味。(刘大鸿先生插话:内敛,他这是内敛!)这个内敛呢绝不是有意识的特质,他本身就是这种性情。(刘大鸿先生插话:他还没有激情?他把琴都摔了他还没有激情?)摔了琴,但是他可以把官也辞了呀。余伯牙官当得好好的,他由于遇到这样一个知音,他认为就这一个知音能够知道他的艺术的这个何处是高山、何处是流水,他觉得非常知足了;他最后知道他这个知音死去了,他琴也不要弹了,官也不要做了。他把他的官晌都给了钟子期的家人,他也要回来过这个耕田的日子。当然中国确实有一些假隐退的,这就象陶渊明,他未必是真隐退。甚至象过去的竹林七贤,我们讲的有一些……(刘大鸿先生插话:不会是隐退,大隐隐于市。现在那还不叫“隐”。)那么现在的确又有一种新的说法,也很流行,就是“小隐隐山林,大隐隐于市”。这个隐……
刘大鸿先生
你是隐吗?你是封笔了很多年。他这个封笔本身就是隐。
张闳先生
耶酥的门徒问天国里谁的权力最大,耶酥就说他的权力最大。(众人笑)
李晓峰先生
我觉得最终要留下他们()。所以我想艺术家对权力的一种态度,象大鸿讲的,要鲜明。(刘大鸿先生插话:不要权力的艺术家不是好的艺术家!)不过我的确是要补充一点,我认为的确有一部分艺术家对权力没有兴趣。(刘大鸿先生插话:那你这个比较抽象。)这的确是两个类型。但是从现实的生活处境来讲,这个艺术家对权力的态度呢,又是从另一个划分的角度:就是当他还没有基本的一个生存保障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谈生存权……就是因为中国在解释人权跟美国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说,美国的人权对生存权这个东西没有强调得很明确。你没有生存权的时候,你其他的话语权,你其他的什么权力都是比较虚的。我们正是对生存权有了目前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我们先解决生存、温饱问题。那么艺术家也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他还没有解决一个基本的从事艺术的这个生活保障的时候,他或许对权力的一种关心是超出艺术家自律的。或许,由于这种关心导致他对权力意识的一种变态,造成了他拥有了能够足以从事艺术的权力之后,他还贪婪于权力,而忘记了艺术。
因为我们过去有很多这样的设想:就是艺术家先赚钱,赚够了钱再来从事艺术…那么很多人都否定——不可能的。你回过来,当你拥有钱以后,即便你的钱足够了,那个时候你就再找不到艺术的状态了。所以,从这样一个生存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划分为两种人:一种呢就是苛求于生存,苛求于生存!最后导致他对权力意识的一种激情、或者一种变态;还有一种呢,对于这个生存可以把底线降到极低、极低…甚至是有某种自虐的这样一种情形。台湾那位…叫什么艺术家?后来做的那个行为……(张闳先生插话:“谢德庆”。)对,“谢德庆”。后来他做的行为艺术是相当成功的。他把自己呢…因为他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呢…一个偷渡者,一个在美国无法生存……但是他由于把这个底线放得这么低,使他的艺术想象空间有了一种非常大的自由度。他最后很精彩。那么这种艺术家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对权力的态度。我想借大鸿刚才那个补充呢,就是艺术家的一种权力态度,艺术家本身可能有两种类型:一个是对权力的欲望,这个跟艺术家的欲望…还有一个……
林和生先生
晓峰,我想跟你举一个例子来支持你的观点:一个淡泊的艺术家——丰子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淡泊的艺术家,他所表达的自己的生存是一种消极的方式。
李晓峰先生
你包括这个李叔同,后来成为…出家了。那李叔同他早期所作的作品其实是欲望很强的。他能够做“蝴蝶夫人”、他能够作曲、他能够画人体,他甚至…大概不是一个态度,那么在女色上他也是有问题的。但是的确他后来,用我们的套话来讲,就是他看破一切、看破红尘,他出家了。他的字也是从早期的那种很苍劲的、到后来那么微妙的一种字体转变。那这么说这个人的权力态度其实也是在……
蒋崇无先生
我有一幅丰子恺…1959年的作品,几个小孩…几个孩子抱着看烟花……(有人插话:是真迹吗?)当然是真迹了。我很难理解:他是如何的淡漠…和他的老师李叔同所归依的这个佛门的淡漠有什么样的衔接。因为我知道他还曾经做过上海美协的主席。我觉得这权力和他艺术之间的关系……除了我们家那件作品以外,看到其它的作品——在他的作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我很难辨认。我不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同时我想提一点,就是晓峰、或者大家一起谈到,突出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淡泊名利。伯牙、子期…事实上我们要探讨的是艺术家如何样看待权力,或者是艺术作品当中哪些体现了权力的表达。我觉得还是这样的一个……
罗子丹先生
对不起打断一下。我觉得应当把它分开来看。为什么呢?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权力不是一种目的,我觉得就象“名”、“利”对于艺术家来说它不是目的它是结果;你追求这条道路,可能你有“名”、“利”,可能没有,但它不重要。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在我的理解权力它是一种保障。比如说艺术家表达的终极目的…这在人世间…祂是一种爱。他获得权力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把握他实现这个作用的一个过程,他能够把握它。没有权力他根本把握不了。但是我觉得权力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方式,一种手段。艺术家最终目的是传递一种爱,一种大爱。
蒋崇无先生
(笑着说)那个罗子丹刚才剥夺了我的权力。口口声声说这个无所谓,因为我话还没有说完。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大概是……
林和生先生
那个我插一句啊。(众人大笑。蒋崇无先生无奈的笑着说:我再次放弃权力)不,这是支持你的一个…这是那个晓峰需要的隐私。子丹经常打断我,确确实实如此。(蒋崇无先生插话:没事儿,没事儿,因为他今天的位置最高。)这是他的性格。我觉得倒是赵丹虹她的观点确实…她有一种母性,她把这种艺术家看作孩子一样(指着罗子丹)。有一种孩子般的调皮的冲动,我觉得这种理解是挺美好的。她不去看更深了。
赵丹虹女士
     怎么理解艺术家的问题。就我的一点点理解……
蒋崇无先生
我也要举例子。大概八年前,我和顾磊去买唱片。那个时候的唱片、打口唱片都是地下在卖,顾磊就问那个老板,你这里有没有“PUNK”?当时那个摇滚音乐很少,就是地下走私来的那种打口带。那个老板说了一句话,让我们两个恍然大悟,他说真正的“PUNK”是不出带子的。如果我们讨论权力的话,那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使用权力、幻想权力,和权力没有办法脱离关系。这点是肯定的。同时我也举一个例子,他们老在这儿说《圣经》。《圣经》它本身就是一个极端权力的一本书、或者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是一种宗教。《圣经》里有两个东西我记忆犹新或刻骨铭心:一句话就是——神说,“有光”,就有光了。这是何等大的权力,对于一个个体的人来说这是多大的抹杀。同时《圣经》也曾经说过,“生杀在于舌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阐释就是生杀在于语言。我说你…捧你这个晓峰:啊!最牛逼的策展人、最牛逼的理论家…你于是就成了。那么,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讨论…应该讨论什么呢?应该讨论艺术的语言如何与权力的关系达到生死的极限。这就是《圣经》里的“生死在于舌间”。阮玲玉就是被语言杀死的。
刘大鸿先生
语言它是可以杀人的。
赵丹虹女士
那问题就在于阮玲玉她把别人的话太当真了,其实这和她没关系……
蒋崇无先生
对,应该是这样。(罗子丹先生对赵丹虹女士说:你说的也是个平常心的问题。)但是话说多了就是这样……
林和生先生
我想请主席先生允许我表达一个支持你的观点。我觉得我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叫做艺术家的权力欲望的光谱。光谱啊…就是光的频率,它开始是红外线,再到白光、再到紫外线…艺术家的权力也是这样。刚才蒋崇无先生提到一个丰子恺也有权力…我刚才和子丹我们在游戏的时候,我就问了子丹,有没有没有权力的艺术家?只有神和释加牟尼才没有欲望,我们是人就有欲望。但是艺术家他有一个光谱,有些艺术家的欲望很强,比如吃孩子…子丹刚才说的“吃死尸”,我觉得这种艺术家的这种颠覆欲望很强,“杀父情结”很强。这儿我要纠正一个观点,我谈到子丹,不是说他有没有“弑父情结”,而且即便我谈他的“仇父情结”,不是他的这种生物上的问题,这个父亲是个象征。举个例子,这些吃孩子的艺术家,他们其实想打倒什么……他们其实想打倒一些已经通过艺术来占有地位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就是父亲的象征。这是我顺便申明的一点。现在回到我们的话题…也许我表达得不清楚,但是回到我的话题上讲,我觉得丰子恺先生他表达了爱国主义的精神。他没有成为弘一法师;但是我觉得晓峰讲得很好,当弘一法师…当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艺术家了……弃欲了。没有欲望的人不可能是艺术家。当然,你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比如神,祂是一个最伟大的艺术家。但是概念已经偷换了。对不对?我认为丰子恺先生,属于是艺术家中那种很淡泊的、欲望的这种光谱…我觉得算是靠近紫外线吧(笑)。
谭根雄先生
()丰子恺作为50年代的美协主席…五十年代,他们是经过49年以前的一段经历的。并不是说他们要捣乱…不是他们要做领导、要做美协……(有人插话:他有一种爱国热情。)也不是,是我们的这种行政干预,就是搞统战需要。你必须做,你不做也得做,非要把你架上去。这个是有些不一样的。跟现在的当官就有一些完全…好象是形式上都是一个领导、都是美协主席,但是我觉得在人品、人格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
李晓峰先生
刚才子丹讲的那个…就是说,如果说世俗权力的话,世俗权力的干预可能是存在的,但那是结果。那么象丰子恺先生,他那个结果是不是也是错置的一个结果。(谭根雄先生插话:他是没办法选择!)但是今天呢的确有很多呢…把它变成了目的,但最后也是这一个结果。但是对权力的这种看法,天然不同。
谭根雄先生
还有一点,就是晓峰说的我们把它收一下,就是谈到“八五美术思潮”。那段时间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我在北京,等于是见证了这么整个一段历史,可能比你们要清楚。在座的。它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里面很戏剧。北京最早席卷其实是沙龙存在主义哲学,这是在一个在全国是第一的。那么也就是说,当时胡耀邦的时代比较宽松,那时国家体委李涛呢天天访问这种东西。其实呢,49年以后,是新的文化的启蒙。当时,文化部所有的人包括老舍是出钱给文化部的,在民族宫办。我们所说的就是西方文化、殖民文化…什么生活…这个不去管它,艺术家赶上了一个好的、宽松的就象赫鲁晓夫的时代。那时的民主要比现在更民主。“星星画会”当时在小学里开始办的,就是一帮业余的,我有几个朋友就问我:问我是不是对他们的这种文化形态、自由组合是否发生兴趣?他们是有一种自卑感的。他说老谭你不要去做,你看你的基本功多好呀!我们是很业余的,我们就是去玩。你看,他们考美院都没有考上。当时就是这个标准。()但是呢,他们就是这样慢慢开始的。官方、学院不认可他们,因为有时我们就想到了一个阶级划分的问题——有压迫就有反抗,自然的变成某种行为的一种状态。
不让他展出了,他们借地方,他们在五四大街的美术馆门前挂了一条麻绳,它变成了一个游行抗议了。这个场景和西单民主墙有必然联系,这个不能脱离。艺术界原来是一个根本无意识的,它以后就变成一个好象更政治化的……当时有钟彪,还有很多北京画家,就感觉不想艺术赋予生活这种…()他用的油画布当时都是垃圾箱里拣来的,他在工厂里是扫地的,一块一块……他画他老婆她是扫地工人…很生活、很有情趣,不是长得头发、全是一把把扫把。香港的记者问他,当时因为80年代初期,人家问他说:“冯先生,你画的什么呀”,他是用一种诡辩的态度,他说你看懂多少?香港记者说我没有看懂,对,我交代的语言就是没有看懂。那么有的北大学生问:“你的画是不是和你的生活有关”?对,我的画就是和我的生活有关。其实他这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一种诡辩的方法,他是在回避艺术和学术的审美。冯国栋也在作秀,堂堂的中国美术馆里留了一把大胡子、光着膀子…我们觉得不太礼貌,坐在门口,他们每天值班。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当时的文化氛围对他们还算宽容的。把他们请到…你游行的方法不太好,政府认为是示威了,请到美术馆;美术馆请了江峰,当时是美术家协会主席,我总觉得原来美协是不可能跟他们沟通的。江峰给他们写了一个前言,写了一个…但是事物呢有时候就很奇怪,当时问题就是江峰在过了三个月在《美术》那个杂志反过来又否掉了“星星画会”。你们如果找资料、去找,80年代初期的那个《美术》杂志上有,彻底否定掉了。
我当时在想,江峰怎么有着双重、其实不是双重……他可能某一个领导或许某一个文化部门的长官意志在贯彻他。作为一个美术家协会,你不能这样表态的。他当时放在中国美术馆里面……那么以后“星星画会”,一开始他们是一种不自觉的劳动的…一种艺术成果,一种比较边缘的,以后这一批人就到了国外,最后逐渐、逐渐就开始形成一种势力,就跟所谓的金鱼园的美术院校分庭抗礼了。分庭抗礼的原来都是非学院派的。那么他们成了一种文化形态了,大门打开了,那就需要。艺术是一个多元的形式。慢慢的就演绎、引伸开了。反过来,现在的所谓的前卫艺术家,他是否打倒另一派?他变成一个强大的…比如说商业展的活动,必须贯彻社会学。我认同的是刚才刘大鸿谈到的一个…为他所做了一个佐证,其实我们在选择一种艺术形态,表明的是我们的某种世界观。当时我们可能是无意识的,以后慢慢变成有意识的了;原来他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有良心的),这个体制一被招安,很可能就变成独裁了、垄断了。它有一个这样渐变的过程。并不是说权力对于每个人都带有一种天生的,有些人天生非常厌恶这种权力;但你从哲学的定义,这个权力是非常边缘、是特别文化——它不要求什么,其实什么都想得到。如果这样一谈,这就又走进了一个虚无的状态了:“无为而至,大象无形”,如果这个…那又回到老庄哲学的东西。我们今天如果谈这样一个权力体系,更多借助社会学的观点才能得出来。不要滥用权力。因为……
张闳先生
坐什么位置上,他就说什么话、或者是表什么态。我觉得总体的这样一个桌子的设置,还是一种很稳固的形式。虽然作了改变:比如说平面拉成斜面。但是呢,总体上你把这个圆的东西…然后你在每个人的位置前面还设置了一个平台,这种平台使我的东西(李晓峰先生插话:稳定!)相对稳定;也保持我跟这里面…他们之间的亲和性。而且,虽然你的椅子有点不舒服,但是现在还能忍受。但如果你这个东西搞得我手忙脚乱,我根本没心思开会了。我一直要…我这个东西一直放不稳了…就是我的位置一直不稳了,我坐着也如坐针毡、坐立不安。这个桌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可能……
罗子丹先生
那我是这样看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的…中国人不管是什么性格,他都难免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庸。如果为颠覆一个东西而颠覆,在我个人看来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因为我们对权力有意见,但是我们又想接纳它,(张闳先生插话:我是说……)对不起,请听我说完。我觉得我们接纳权力的目的、探讨权力的目的,并不是要颠覆权力。人是不能颠覆权力的。只能说,我们想使这个权力更健康、更透明。在上海做事…我这次来上海做这个事……上海做事比成都、比内地更规范,很明朗。包括出租车司机:哎,你来…给钱…谢谢……哎,什么都感觉?就是它非常的人性化。更人性化、更规范。
张闳先生
我觉得上海一种出租车司机这个服务性的行当呢…如果在上海界内的文化…一个文化的一种生态…它还是一种软性权力的问题。它是一个非常……
刘大鸿先生
我觉得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艺术家自身的问题。可能艺术家呢他没有忘记……
张闳先生
()艺术家他不会很强制的。比如说你来做这个行为,一般来说他不会强制的来禁止你,或者说来破坏你。他会慢慢…他以一种私人的温和的…慢慢来修改……修、修,修到最后你这个、你的意志就全部丧失了。你的天赋性也全没有了。所以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桌子,或者是这种权力构架的这种形态呢,保持完全没有关系。但问题是这个核心呢还没有丧失。我的意思是它根本没有丧失……
李晓峰先生
罗子丹呢,没有想它丧失。
赵丹虹女士
其实我觉得呢,你们都上了他的套了。他其实…我认为罗子丹设计这个桌子,从他两天以前到我画廊来讲,什么什么意义,我一点想象力都没有;我今天一看到,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室内设计师。至少他设计一个东西……你象我们顶层画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现在变成非常有名的建筑设计师的东西;但是我在几个月以前我装修过,它不符合人体功能学。你看他所说对了,你坐在那里很舒服、养活了很多批评家。什么设备疲劳…它叫审美疲劳……他就达到了这个目的就行了。他打破了审美疲劳,符合人的一个本性,就可以了。
谭根雄先生
我有时呢…我在打算一下,这个不是滥用权力。刚才晓峰说的那个东西,我想起了刚才跟他在外面讨论的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他肯租莫干山路50号为了那个申凡。就是为什么一般的现在的年轻艺术家、前卫艺术家不愿意参加这个官方的艺术展览,(赵丹虹女士插话:不是不愿意,真的让他们去他们还忙忙迭迭去呢。他们自我安慰,没得不到的就故意说…)自慰吧,这是一个。刚才刘大鸿所说,还有一个,就引起我们警觉——就是他…其实申凡谈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去思考:对评委资格的认定和提出质疑。(赵丹虹女士插话:没有什么质疑的,这就是权力限制范围,比如说这一拨人…没看见杂志都近亲结婚,那一拨人在那玩,玩几年再换一拨人再玩。)所以每一次的展览….每一次都是这样。(赵丹虹女士插话:掌握话语权的,就近亲结婚。)这样的时候呢,这种所谓的、比如说,某一些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他就在滥用某一些权力。那么这是……(赵丹虹女士插话:没有滥用。)包括画廊、画廊的出现,或者策展人的出现,其实就是关心你的作品卖不卖掉……我当然选择画家是跟(),我们的官方是历来强调某些学术性的,对不对!并不是……他也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文化人。
赵丹虹女士
学术性?也就是知识分子在谈。
林和生先生
谭先生谈话涉及到一些否决权。我要请求什么呢?因为我是研究心理学的。赵丹虹她有一种阳光思维,我提醒大家注意,她看事儿都看它好的一面。其实啊,我觉得子丹这个作品如果按照赵丹虹的想法的话,那今天它就变成大家、哥们儿一种很愉快的聚会了。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中国和西方的艺术家的本质的区别。西方艺术家…我们以往都会谈到,西方的艺术家、或者西方的人,他的生活水平或许很高了,他就不会去想到——你开的什么宝马车,我要开什么劳斯莱斯。他没有这种“仇父心理”。大家都富了。它是一种阳光思维。中国人呢,他这种颠覆欲很强——哦,你买了一个彩电,我就要买一个比你大的;你开了一个雅阁,我就要开一个宝马…用我的话说,这就叫“弑父情结”。让我们学习赵丹虹小姐的阳光思维,这就挺好的。
李晓峰先生
那个,就是刚才谭根雄谈这些话呀,我就想起了一些事情。他是在不断的确认或者是在小范围内艺术家对权力的拥有程度有多高,他是在这一点上…那么当然,首先从人的角度来讲,也是对权力的……刚才我们一直在一个理论的层面、或者现实的层面中游离。那么刚刚提到什么中国人是怎么样要攀比,外国人就不是这样了…其实,也是错的。不然美国何必要去打伊拉克呢?何必要跟台独这个事儿这么纠缠呢?那么,你们刚才提到章太炎先生,我倒很有意思…前一段碰到他的孙子,他孙子现在是这个台湾问题研究所的所长。那么大家都在讨论了,就这个台湾问题打还是不打…他说了两个态度,一个态度呢,当然也可能是很私下说的——肯定打。为什么肯定打呢?(赵丹虹女士插话:这个是政治呀!)不,我最后要回到我们开始对权力的……(罗子丹先生插话:对不起,主席先生。我提出一个请求好不好?很真实的…坐在这椅子上很难受。我想请那位女士来替我坐一下——指着现场一年轻的外籍女士,并顺利邀请她坐在了这把如刑具般的椅子上)
林和生先生
(笑)这是打破了审美疲劳。
李晓峰先生
我接着我刚才的话题。因为说肯定打的意图在哪里?肯定打的意图就在于人的这种…我们今天借助一个词,就是所谓的权力。这个权力当然有大的霸权也有小的生存权,也有我们现在活得腻味了,然后要调剂一下…一种冲动…这种权力。但是他又说了一句:所有的打,都是对人类的反叛,都是最不应该的。(林和生先生插话:所有的什么?)所有的打、所有的战争都是最不应该的。没有正义和不正义的区别。那他讲这个意图是想说明什么呢?他是想说明我们这种打或不打…最后这种利益上的争夺是可悲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他是消解权力。好,那么刚才张闳讲到这个桌子问题,他要更进一步消解这个桌子所暗示的权力结构;那么罗子丹的表态就是能不能卖那是另一个问题,他表态的意图就是希望这个桌子能够使我们即定的权力有所松动,即定的权力结构呢有一个余地,使我们可以来探讨。我想这是这作品的一个…他没有想彻底的把这个权力呢…因为我们躲不掉。就象他孙子所讲的:躲不掉战争。也可能他说的这个…可能不会打。但是总归有些局部的打,有些不同方式的打,谁也躲不掉。躲不掉,是一个可悲的结果。但是我们要清醒的意识到,所有的这种打斗,都是错的,都是反人类的;包括反自己,反自己。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艺术家其实…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那么显著的这么残酷的社会里,艺术家对权力的介入,从客观上、现实上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直介入不出一个结果…要不然被权力异化了,变成了权力的一个奴隶,要不然就受到了权力的极大伤害。但永远不能…在艺术一定是有权力的,但在艺术的权力中安顿下来…现在好象还没有看到,做到这样的…可能有(刘大鸿先生插话:没有吗?)谁呀?(刘大鸿先生插话:我!我觉得能做到!)(众人笑并同时鼓掌)
赵丹虹女士
我觉得我刚就想说,憋得我不想说…但是我现在还是想说出来,就是我觉得艺术家就是儿童心理严重。他把自己想象的东西…就是3岁小孩把自己的玩具车当成一个…真的是什么、什么大厦一样的重要。而且那些艺术家,他们就是拼命的想引起人家的注意。我教过小孩子,儿童,就是说一、两年级小孩,它为什么儿童挺喜欢画画呢?它可以构筑小孩子的想象空间。有些艺术家为什么做出那么难看的、那么激烈的一些行为艺术呢,我觉得他们是坏孩子心理,那仅仅是想引起人家的注意。你到班级里面去看,最调皮捣蛋的孩子就是最没有得到过关爱的孩子。他不能以最好的成绩引起老师的注意,他必须要调皮捣蛋,让老师说“你站起来”!好了,他就受关注了。(众人齐鼓掌)
罗子丹先生
(站在观众席中)我申请一个场外发言。我觉得中国有一句话,叫“物不得其平则鸣”,物不得其平…没有把它放在该放的位置,它肯定要鸣不平。我还想说一句,我觉得刚才主席先生、李晓峰先生你说这个“平常心”是一个比较虚无的……我觉得比如说象佛教,什么打通任督二脉、小周天、大周天、开天眼…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比较虚无的。“平常心”呢,我觉得它是一个纯度,我们不可能100%达到这个“平常心”,就象一句广告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觉得我们是往那方面靠拢,使我们尽量的……
李晓峰先生
不,你没有听明白我的前提。就是…我说比如现代主义之后,很多艺术家对权力话语的一种介入,包括很多也可能有文化色彩的:女权呀、殖民呀、什么这个犯罪呀…那么对这些的介入、对社会话语的介入,集中体现在这个权力范围。这是一个现象,在中国这个现象也很明显,在这样一个现实中,平常心怎么安顿下来?我是说这个意思。我并不是说不可有平常心。但我很怀疑在今天的这个现实中,这个平常心能否真正被安顿。除非,你讲的比如信主或者说归依佛门,但是我想这样还是在整个世界的生活当中是一个极少数。(赵丹虹女士插话:我觉得平常心应该是对的,而且是有的。欲望低了就有平常心,欲望高了绝对没有平常心。)对,有。但是这个有,极少数。我们也没有少去一些烟火胜地、香火胜地,其实我们都有眼睛,能够看到那里有多少是真的是在那里安顿下来;他仅仅是找一种依靠,找一种所谓的、不能保障自己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救命草。那不是安顿下来了,那跟平常心十万八千里。
谭根雄先生
()我说这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我就考虑我追求的归宿,我想获得自由,谁都不能做我的领导,我从小就有个叛逆的……有一次艺术生院的领导过来问我坐哪一个座位?我们在那儿开会,我一听见他们打官腔就火了,我拿了一个报纸就坐地上去了。(说到这里,谭根雄先生手臂很有力的挥了一下)我唯有我能够掌握的就是自己人格的尊严。因为中国就是,“士可杀不可辱”。可能我历来…噢,东方电视台33频道有个“三七二十一”…有个频道,创立有我…开播了,给了我一张票子,15号……(录像带在此中断约10秒钟)
林和生先生
不一样的,肯定不一样的。如果脱离了这一张桌子,我们说话就完全不一样。有些一样的内容,有些一样的内容。
高鸣先生(现场旁观者,艺术家杨福东先生“第一个知识分子”作品的扮演者)
()拥抱有时,分离也有时……我觉得这个意思,它还是不太一样的。(李晓峰先生插话:你觉得它是一个自然存在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罗子丹先生插话:你觉得它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自己问自己,当然态度上也是想消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绕过去,就是说这个消解怎么能绕过去。因为如果你对于一个事实的话,比如说(),我觉得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是自然而然的,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自然而然的。包括我在边上听,也是自然而然的…我就在边上听,我没有座位,也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我不想停留在此,这个停留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们说…我觉得这个方法…比如我们怎样对待权力的态度呀、我们怎么做个好人呀、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呀,所有这些规矩…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感觉,就是一定有…今天…不是今天就是在最近的几个月内,一定有和你们这个议题、一定有和你们一模一样的分毫不差的讨论。(在场一位发言:“有了你就不一样了”!)
顾磊先生
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要做的这也仅此而已。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可能很重要,因为…我自己在搞一个乐队,但我从来没有学过正而八经的音乐。绘画其实对我来说,也不是……我是86年进的艺术师范,87年退学,后来就一直在社会上工作了四年…犯错误。对我来说,这种东西其实养成了潜移默化的一种习惯,它无无时无刻…哪怕我吃东西、上厕所…都和我在一起。我感觉有一种东西压着我,这种东西我也说不清什么,可能就是一种……它这种东西融到了你的血液里边。你想躲掉或变成另外一个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幸运还是别的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但我觉得这种状态我可以承受。就是除了面对作画…就是想怎么做怎么做。我觉得就是刚才刘大鸿先生所说的,作画你想怎么做怎么做,我觉得那不该是权力的一种方式,更应当说是一种自由。我觉得权力是…就象一个拳头,打在桌子上,(顾磊先生说着把拳头“砰”的一声打在了桌面上)对桌子的一个反映。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而不是把它放在口袋里。(顾磊先生从桌面假装捡起一个微小的渣滓往口袋里放)
罗子丹先生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刚才讲到艺术是“玩”…“玩”的时候,我发现谭根雄先生在把玩这个(罗子丹先生拿起桌子上的铭牌摹仿谭根雄先生那样转动着,众人开始笑)
谭根雄先生
那时候我在想,我想把这个展览招牌放这前面,第一次领受象主席一样中央政治局会议…我看它是什么材料做的。
赵丹虹女士
那个林和生说谭先生有主席情结。自恋!(自顾自笑)
林和生先生
刚才讲的你对权力的拒斥,相反…就像一个硬币一样,你表面上一种花纹,翻过来一种花纹,但它都是一个质的……
谭根雄先生
不是,我是这样的,就是想做一种普通的人。你必须让我做一种选择,跟我产生一种对抗。我和很多绘画的艺术家不一样——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我到时不可以作为知识分子,不排除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是你杀我必须我杀了你,这个我是特别原始的。你不讲道理,我用一万倍…而且我的敌人是不容许他投降的;假如在我的一生中我树立了一个敌人以后,我决不容许他投降,这跟鲁迅一样。不是,你不投降,你死了以后我可以给你厚葬,我非常敬仰你的人格。你如果……(罗子丹先生插话:是不是像曹操对待杨修?)对!我们其实在这个权力之下,多多少少有一种不太健康的东西,对不对?传统的艺术家论资排辈、门户之见,是不是一种权力?现代艺术它也营造一种新的权力意识,打了一个所谓的“玩”,它其实也是一个帮派体系。(顾磊先生插话:没有没有,我首先申明一下,我们就是……)不是,我不是说你啊。我们指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你看北京吧,对不对?它要封某某一个部落也没事,各自的利益是不容侵犯的,他们每人自己掌握一个话语或者生存的某一种方法。我们不排除里面有一部分的人他确确实实想清心寡欲,想做一些事情。还有的艺术家带有一种文化投机心态,很容易象宋江被招安。这部分人愿意,因为他的本钱很少,他希望一种行政上的权力,他感觉可以控制别人肯定是很愉快。我这个人呢,表面上是不要权力的,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在桌子底下有把手枪。我一直…我喜欢……我历来在学校…任何的单位,我从来不喜欢坐晓峰的,(指着李晓峰先生正坐的位置)因为有一种不安定。但是别人一定要对我实施权力,我必须把枪拿出来,告诉他,权力是对等的。否则一枪嘣了你!(林和生先生插话:我觉得你也是一种愿望,保护自己权力的愿望。)对!我必须第一想先跟你平等,到你非要左右我的命运,我非要把你的命剥夺掉,铲除掉你。这就是刚才罗子丹说……
林和生先生
(面对谭根雄先生)这你可以对我做一个精神分析吗?(谭根雄先生回答:我没有办法,我的精神比你……)这里我有一个论断、或者一个判断:你听我说…你是一个主席,我也是一个`主席…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可以对我进行报复的行为。比如说象川军入沪,是不是四川的这些农民兄弟要起来造反了?(笑)上海的高楼大厦你看不是正不断在长啊。你看那儿不是中小企业版(指着现场招贴的一个有关股市的新闻纸)——“深深房领涨,中小企业版;深深房领涨、涨停,迎接中小企业版”。我们这些川军可能有点眼红了。你也可以这样来…对我进行报复。(笑)
谭根雄先生
象基督教,我想刚才象罗子丹也谈到了,尽管他有一个使命,我们不去作为功利主义者去理解这样一种宗教;可能我们有一种不礼貌…不去谈这个东西了。就是说,其实对罗子丹他有一个底线,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原则的,对吧?做人都是强调这个。假如说损人又不利己,这是最愚蠢的一种…假如说我损人了、我利己了,那不管怎么样还得到了一些东西。那么有些艺术家他其实是很笨,他往往把这种权力滥用之后,最后把自己弄得没有了。那么这种人呢,往往很容易被招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时候呢…这种东西呢…权力呢在中国呢…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它是社会的一个毒瘤。我不知道这些高高在上……很可能你不起眼…它跟社会的体制有关。有没有?非常大。你想想20年不到嘛,我看到朱大可的文章,关于电影的,很激动的;至少他指出了电影上那些症结的问题。那么以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上次…现在又对什么又会苛求。有时侯我反思了一下,我们也行将步入老年,我觉得好多年以前在上海那个美丽园,靳尚宜和我倒是第一次……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老先生有时候蛮可爱的,他非常推崇徐悲鸿,因为他的一个道德、包括他的一个才能是俄罗斯这一个体系的。他反而不保守,很宽容。反而我们做现代艺术的艺术家反而让人家过独木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我在德国碰到朱乃正,就和我谈到范迪安的问题:他是有选择的、是在某些时候、语言、状态…是滥用权力。
李晓峰先生
你讲也好,不讲也好,你处境好也好,你处境不好也好,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权力给你带来一个关系。非常强烈。那么这个关系强烈呢,像刚才谭根雄讲到的,就是一种非常粗糙、非常简单的权力关系。比如关于女人,所以你刚刚提到什么女性主义…你说一个艺术家关心人性,就像80年代艺术家关心自我一样,都是十分抽象的。我觉得也很粗糙。也就是说我们所处在的这个权力境遇当中,对权力的理解以及对权力的感受,太单线了。讲到刚才所涉及的话题:生存呀、经济呀、艺术呀、宗教呀、历史呀、生物呀、心理学呀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阐释和丰富我们对权力的理解。而我们今天最强烈的一个权力意识呢,就是官民的权力意识,或者叫政治权力意识。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的现状,也是比较可悲。那么在这样一个现状里头,艺术家对权力的理解…包括刚刚所说的尼采,尼采所提到的权力问题…其实西方到尼采……因为他本身有一本书在谈这个问题,很厚一本书。他对权力的分析甚至超过了精神分析学。他对人生的描述,比如从最早的儿童时期到后来的…他那儿童时期呢,就是童言无忌的…一种权力关系。但是他最终实现的就是他所谓从沙漠到狮子,就是自我。但那个自我呢,我们经常解读就是他是一个所谓的“超人”的自我,或者叫“强人”自我。那么讲起来具有颠覆性,但是他很人本,他把人最原始的权力欲望、那种权力诉求通过他的哲学勾画的非常清楚。然而我们今天,法官所面对的权力状态,还远未达到某种程度,仅仅是停留在一种知识性的或者一种抽象性的议论;而真正涉及到刚才赵丹虹所讲的那种触摸的那种层面,其实是非常粗糙、非常狭隘的一个权力。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现状,在这个状态当中我们讨论权力……实际上有一种奴性,奴隶主和奴隶实际上还是对奴性的另外一种显现……
谭根雄先生
还有,还有尼采对哲学,他的权力是意志,他觉得意志是上帝给予他的。那么从人种族来说,他是喜欢民主…包括来源于、建立他的地位。
李晓峰先生
(李晓峰先生突然收到一张传来的纸条,看了看,笑着问:“这是哪一位写的呀”?)我觉得必要,不象刚才那个朋友讲的“都一样”,我觉得讨论的过程是不断加强刺激、反省的过程。但是讨论到这个程度,作为“主席”,我累了,我想换一个民间的位置坐一坐。谁来坐“主席”?(李晓峰先生笑着问。有人提议:“罗子丹吧”。罗子丹先生很果断的说:“我不是,肯定不是”!)
谭根雄先生
这个边界已经很模糊了。其实它就涉及到一个权力的这种力量悬殊的对比,对吧?比如我有很强大的核武器、很强大的军队,我可以制约你,甚至于可以左右联合国。这就是…人类就是一个杂种的社会组成的。从基督的精神来说,这就是走了一个怪圈,上帝仍然存在,他根本没有本质的变化。(林和生先生插话:但是从基督的角度讲,人类都是有原罪的嘛。)对,到了最后又变成了一个……
李晓峰先生坐到了“民间的位置”——即边平山先生原来的位置(边平山先生中途离席,这种默然的行为除了表现了他一贯的低调、内敛,或许更是一种对所谓权力的一种态度)。“主席”位空缺之后,一时群龙无首,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戏说起来。看似讨论和权力无关的话题,但气氛诙谐而轻松。
刘大鸿先生
就象这个桌子,可以当作桌子用,从使用的一方;但是它本身的艺术独立。如果你把这个艺术一定要拉开、分开一点,扯开了就不是艺术了。(刘大鸿先生在这种诙谐的氛围中,仍在认真的履行权力的话题。这时,某位参会者所带的一个不到3岁的小男孩自己爬到了“主席”位置上,张闳先生连忙把“主席”牌子端端正正的放在了小孩面前。刘大鸿先生笑着说:“你这个主席”。李晓峰先生指着“主席”座上的孩子笑着说:“看来我们回到了一个非常圆满的状态”。)
谭根雄先生
(看着小孩坐在了“主席”的位置上)中国人做事呀,还有一个,到最后,就象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一样,小孩就变成主席了。变成一个无聊了。
李晓峰先生
怎么样子丹,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众人开始松动、陆续离座,自由交流。这个或许不到3岁的小孩开始在象征权力流淌的倾斜桌面上来回跑步,有些磕磕碰碰。过后,众人以“权力提示会议桌”为前景合影留念,包括那名不明身份的外籍年轻女子。这个小孩被抱在了合影人群的中央,成为一个核心,或许…我们都愿意孩子能代表着一种新的希望……
讨论发言记录最终完成时间   2004.7.22
“有限制权力讨论”(华东师范大学学生为主体)发言记录
ON THE LIMITED POWER
参与讨论的“华东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系”学生简介

包臻隽先生(本科01级艺术设计专业);方茵女士(本科02级艺术设计专业);顾方敏先生(本科02级艺术设计专业);邵量亮先生(本科01级艺术设计专业);王玉璐女士(本科01级艺术设计专业);杨雍华先生(本科02级艺术设计专业);朱卓明先生(本科01级艺术设计专业)。

在座的其余三位——
白领——邵湘江先生(1973年生于西安;199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现为西安易经泰投资有限公司经理)。还有两位是学者林和生先生和艺术家罗子丹先生。
主持这场讨论的林和生先生非常自得、也非常“放肆”的仰靠在了这具最为大套、安适的“主席”座上,容光焕发。和学者、艺术家讨论的主持——李晓峰主席完全不一样(当时李晓峰先生说:“我把我的胳膊肘压在桌子上,我不敢靠在这把椅子舒适的靠背上,因为我远没有到可以睡觉的地步。睡觉是高枕无忧,我非常紧张,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最充满威胁的地方。”
林和生先生致辞
其实那天我们在华东师范大学实际上有过一场讨论,有印象吗?如果没有人类关系的时候,它是一种能力,比如说我们为了大自然,对不对?是一种能力;但是在人与人之间,我觉得是一种权力。人确实是有能力,我们知道能力……不针对人,针对自然它就是能力;这种能力用到人和人之间,就是权力。我是这种感觉的。所以说我觉得罗子丹先生他这个作品它的含义很深奥,就是他的方案上有这样一句话:“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权力”。我记得毛主席讲过一句话:“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我觉得毛主席对权力的研究很好。(众人鼓掌)
罗子丹先生
我觉得同学们可以自己随便谈。晚上在华师大的时候,我觉得那位同学关于权力谈得很好、很活跃,你能不能多谈一下你所理解的权力,或你自己对权力有什么感受?
杨雍华先生
也谈不上什么权力不权力。反正我都一个人。小的时候我充分享受这种权力,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跟林老师或者罗先生两个人——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肯定会…两个人说话,我肯定会先让林老师或罗先生先讲(林和生先生插话:先让我讲?)对!先静静的听,听好了以后,等你们说话有空了,我有这个机会了,我这个时候就发挥我自己的权力来补充几句。就是人与人之间才会产生这个权力。象动物也是这样的。上次我看电视,就是看一个生活时尚的一个电视,也是一个先生在谈论就是权力的问题:也是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包括所有的动物,只要他(它)是社会动物……蚂蚁呀,在蚂蚁当中它也会有个权力…有一个蚁后;在猴子当中它有猴王;在狮群当中它有一只雄狮是狮王。然后人也是这样的,但我们这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现在8个人,8个同学在这里……(罗子丹先生笑着说:那我们不是人?)不,8个同学在这里,如果撇开林老师和罗先生不谈的话,我们之间也是有权力关系的。再加上林老师和罗先生的话,(方茵女士插话:很明显的权力关系!)那么很明显就是——林老师和罗先生肯定在说话这种权力权力上面、说话这种力度上面、在社会上多少的…能够产生共鸣方面肯定是比我们都要强。我是这样理解这个权力的。
林和生先生
很精彩。但是我提醒你一点,其实反抗权力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叫做“depersonalization”,什么意思呢?就是“非人化”。非人化…或者说你们耍流氓,不把我们当人,你们就掌了权……
罗子丹先生
刚才和生老师说的这一点呢…提个建议,我们现在呢,作为简单的一个行为。因为他的那个地方最高,我觉得在中国权力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林和生先生插话:最矮。)噢,地位最高,但位置最矮。有个这样的问题,就说,我们的椅子吧,我这个位置就是非常紧,他那个很宽松……我们都做一个调整:我建议坐前面的同学可以把领带松一松,越到这边越紧(指地位最低的座椅这边)…(有同学开始松领带)哎,很好!(罗子丹先生鼓掌)就他一个?你愿意松开领带吗?
林和生先生
我呀?我觉得最高权力者他要需要一种尊严。(王玉路女士插话:形象。)哦,需要一种形象……
罗子丹先生
他很敏感他现在的身份,(林和生先生插话:这是我很不容易得到的,所以要捍卫。)我觉得可以松一下…(林和生先生插话:他早就想……)这样子吧,从那边开始。那边松多一点,这边松少一点,慢慢的过渡。我就不用松了。(在场男同学开始松领带)
林和生先生
流氓化…都在流氓化,我自己对自己做流氓化。
朱卓明先生
我觉得,(罗子丹先生插话:请大声点。)我觉得在学校里,师生之间好象也存在一种权力关系,(罗子丹先生插话:很敏感的一种权力关系。)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某些东西一定要听老师的,老师叫你怎么做,你就照他说的去做。有时候我想可能每个国家之间,就是西方和中国的教育制度不一样。就是…西方可能老师更多赞同学生自己怎么去想、怎么去做,而在中国就是老师让你怎么去做,学生多数会照老师的意愿去做。而自己的想法、愿望往往…或者放在后面。(罗子丹先生插话:把自己压住,压抑住!)对,把自己压住。老师就是一个屏障,给你无形的产生了一种压力。其实不一样,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想的东西…未必每个人想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因为他自己知道怎么做……
方茵女士先生
其实这种压力不是老师给的,这个压力是整个社会给的——因为老师也在执行他的权力。这个压力是社会的。因为老师也觉得他是被校长管着,因为他是对学生工作的,他必须这么做的。他也不愿意管你……他和你是没关系的——如果这不是一个师生关系的话。但是他管你的话,因为他的身份就是教师,他的身份就有这个权力管你。
罗子丹先生先生
那我提个例子好吧,比如说象我们现在都谈论这个贪官——“贪官污吏”的贪官。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可能很少真正能够恨贪官,因为他不在那个位置上,他如果在那个位置上说不定也要贪,而且还贪得更厉害。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一位白领——“WHITE COLLAR”,他叫邵湘江;他是一个白领,一个地道的白领。我觉得他可能对权力有他自己的一个体验。比如说在学校是学生和老师,那么在公司就是上级和下级和客户……可能有关很多权力的问题。请他讲一讲。
邵湘江先生
我毕业……到了这个商品经济社会里边,它那种权力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是因为有利益才有权力的概念;这个权力可以控制利益的分配,不管是在做业务还是在做管理,都有权力的对象和“被权力者”。我的感觉不像罗先生和林老师那么理论化,我是比较实际的。我是这二位的朋友,昨天刚到上海来参加他这个会,权力对我来说…简单一句话就是利益——为了利益来谋取一个权力。就这样。
罗子丹先生
我觉得他的发言呢,可能对大家有一种参考价值——因为他的昨天就是你们的今天。他的昨天是学生,当然你们下一步也要面对社会。我觉得我想听更多的同学的看法,比如说那天讨论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谈话很“酷”。(指包臻隽先生)今天发表高见吗?
包臻隽先生
比如说,在一个舞台上……所发生的一种活动,这个东西呢,我想到了…我今天想到了一个就是可视化的权力,怎么样让人更加清楚的了解…(罗子丹先生插话:“可视化的权力”?这个词很好。)怎样可视呢?让人觉得这个权力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比如说打游戏,级别越高的主角,他的权力……(罗子丹先生插话:哎,你这个很精彩,你说大声点!因为现在我们都面临虚拟世界,虚拟世界也有权力。)我跟你讲…就是说,有一款叫“魔术”的游戏,它那个主角就是,你在低等级的时候你身上的光环……它有一个光环,可视化的。一个蓝色、一个红色,那么它所具备的能力就是这么多…当你级别越高、或者是杀的人越多,或者是取得的利益、金钱越多的时候,它这个圈就会膨胀——就会更加…就是让人看起来更加夺目、更加灿烂。对吧,这样一个东西。而到了就是说他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罗子丹先生插话:在虚拟世界里有没有权力的制约?)对,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加强管理的东西。为什么现在这么多青少年喜欢网络游戏?因为这样的权力在这个世界里是他们能取得的最大的权力,而在现实社会中只需要付出那么一点点,他就可以得到了。(罗子丹先生插话:容易满足。)容易满足!所以说我在这个世界里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样他们就更成名一点…我拥有了一种什么…人都是有争斗的,我相信这一点。(顾方敏先生插话:你这是需要资本的呀。或者我们想得不一样…)对,大家一起玩儿呀,谁的权力最高…哎,谁的权力最高不就是谁的资本越高吗?(顾方敏先生插话:资本高未必权力高呀。因为它…)你能做的事情……(顾方敏先生插话: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是需要挂钩的,可以用智慧换金钱,用金钱换装备,那就是又脱离了虚拟,回到了现实。)对呀,所以说这个虚拟和现实是可以相互追究的。你往往还是用钱来……就是说一样是建立在利益上。你有这么多的金钱了,你可以不管在现实还是虚拟社会里面,你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权力。所以说还是建立在利益上面。
林和生先生
你的意思是说利益和权力就像战场一样,是可以互换的。你这个意思吧?那你拿钱给我,我就可以让你坐我这个位置,就这个意思?(包臻隽先生答话:对,如果我钱比你多的时候,我就可以坐你这个位置。)(罗子丹先生插话:权钱交易了。)就是交易。(包臻隽先生插话:这是我对权力一个认识,它可能不是全部,但有一部分是这样的。这是直观的、可视化的权力。)(众人鼓掌)
罗子丹先生
他说得很好,真的很好。(众人再次鼓掌)我觉得虚拟世界是很敏感、也是很时尚的。我觉得那边那个女同学… (林和生先生插话:虚拟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复本,它是现实世界的倒影。就象我们这儿,我们这儿就是一个虚拟世界,我们这个虚拟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倒影。为什么罗子丹先生他对权力这么敏感呢?说明权力就像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他的头顶上。我是这样感受的。)嗳,那个女同学,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我感觉比较慵懒……是不是对权力比较顺从?(林和生先生插话:不对,不是慵懒!我觉得她比较颓废。这是我前卫的裁决,你有话谈吗?)(王玉路女士插话:我不知道。)那位男同学一直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邵量亮先生
我觉得就中国社会而言,权力和金钱好象是永远分不开的。(罗子丹先生插话:孪生姐妹?)对,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升官发财”,升了官之后,自然财就来了。
罗子丹先生
他说的这个例子,我想起北京一个女艺术家叫陈羚羊,她在上海99年的“超市艺术展”上,做了一个作品:把巧克力做成一个棺材的形状,然后上面还有那个金箔,这个作品好象叫“官财型巧克力”。她利用这个谐音——“棺材”、“官财”。升官和发财总是相关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获得权力的途径,“学而忧则仕”,就通过这个可以赚很多的钱。今天我觉得这个差不多,是不上这样?但上海好象…我是从成都来的……上海人是不是很爱出国?
顾方敏先生
是的,因为现实是国外比较强一些。我说一下吧,说权力,我的观点是权力跟数量有关。(林和生先生插话:数量?)对。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没有别人,你想干嘛就干嘛,你拥有最大的权力。两个人的时候,比如刚才他说的跟女朋友在一起,那你就要考虑到她,她要考虑到你,权力分散了。然后就到一个社会,人就越来越多,然后每个人平摊的权力就越来越少,受到法律呀、各种规章制度的制约,权力越小。现在说中国人的权力好象不如人家国外人那样自由,一方面我认为就是人太多,互相制约的时候,人越多就越不把你当人看。对吧。反正到处都是人,你不干我就叫别人来干,都是一样的。西方就是相对人比较少,所以平摊下来,就是权力比较大;人家是三权分立再加上多党,然后一个党派就那么一点人——就是把人流分散开来,每个人在这个党里都有自己的位置,权力就分的比较大。所以自由就是这方面,自由就是权力;然后就是权力分散到人身上,人越多权力越小,人越少权力越大。
林和生先生
我觉得,你谈的这个问题呢,我想到了一个问题……(顾方敏先生插话:但是什么事情呢都叫两票,一共两票…然后人越多票就散了、就是你这一票的威力就不大了。)同学们可以把话题用到…就是说你们日常生活的权力。比如说你们家庭里,那天我们有一个讨论吧,在你们家庭里,你们和父母亲的关系…父母之间和你们之间有没有一个权力的联盟、或者权力的倾斜?我觉得这个问题到倒是比较适当的。我觉得每个家庭呀,就是一个权力的元素,我认为社会的权力结构是从家庭的权力结构中派生出来的;人的权力意识是在家庭中形成的。这是我的观点。你们回忆你们的家庭,这位同学会心的一笑……你来发发言。(王玉璐女士答话:我觉得你说得挺有道理的。)哦,谢谢!(众人鼓掌)其实这位同学你的心理结构呀,我觉得受了家庭很大的一种压抑。(王玉璐女士插话:是你认为而已。)这是我认为,是我认为。但是我感觉到,其实家庭是人心理结构的一个元素,包括权力关系也是这样。(王玉璐女士插话:你现在在分析我?)我觉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分析我。(王玉璐女士点头)但我的观点你能支持我很高兴。那么同学们,你们同意我这个观点的同学有多少呢?我认为我的观点就是什么呢…家庭内部的权力构造是我们社会权力构造的元素,就是说社会的权力关系的结构它最初是来自于家庭内部的……那么我们这儿,我们投投票,我们赞成的请举手。(林和生先生自己先举起了右手)重复一下,就是说我们人类社会生活的权力关系它的元素存在于家庭结构的内部,我们每个人的权力意识是在家庭中培养出来的。(方茵女士插话:在家庭内部的…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那这样,我们同意的举手…同意的举手,几票?点一点。(方茵女士插话:算半票吧,我。)1、2、3、4、5、6、7、8……我们以8票的优势通过了这个决议案。
罗子丹先生
这又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列宁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林和生先生插话:没有啊,我们这儿是多数人呀。)
包臻隽先生
吸烟都有权力,吸烟权力…比如说我和我妈妈都极力反对我父亲吸烟,但是我父亲他有权力吸或不吸…你说你说的,但他管他的。
林和生先生
对对对。但我问你一句,这个同学其实提出了一个正面的观点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为什么你的父亲有吸烟的权力,是因为他在家庭里吸他尝试过?(包臻隽先生答话:不,他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但是在社会上就不可以了,他的权力必须成人化。他该做的一定要做,但在家里就不一样了。)
罗子丹先生
所以说权力低的对权力高有一种顺从、顺服。(包臻隽先生插话:对,但在家庭中是一个平等的这样……)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都是“人”,对不对?如果按基督教的说法,或者《圣经》的说法,那每个人都是罪人。那么我们能肯定人是有限的。比如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信念有多高,他面对强权的话,他潜在都有一个顺服的心理……都有这种归顺权力、顺服权力的心理。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有一句话,叫“无欲则刚”,对不对?象大家讨论…本来就是一种讨论,无所谓的,随便发言,没关系。无欲则刚!但是呢,你们却不能畅所欲言——当然,除了不熟悉或者性格等等因素,我觉得肯定有个权力的问题。你觉得自己是学生、他们是老师或者怎么怎么地…或者他参加工作比较久、搞学问很久……其实不是的。你作为一个人的话,你要有一个平常心。那么如果有想法,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畅所欲言。
林和生先生
我以权力当权者的愿望和现实身份……(罗子丹先生插话:我同意啊。所以《圣经》里面说,人是罪人,是有罪的。)那我们投一票,罗子丹先生举了一个命题,“人是罪人”。他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是罪人。那么赞成这个观点的同学请举手……3票?(方茵女士插话:我的这是半票。)那2.5票。
包臻隽先生
我跟我父亲没有利益冲突,就是他可以…他可以不听我们的要求。因为……就算我母亲是强势的吧,有时候跟我两个人是在同一战线……
林和生先生
噢,我明白了,你母亲是强势群体,但你父亲吸烟她不管。(包臻隽先生插话:她不管的。)其实你的母亲和你的父亲之间有一个心理的平衡,你的母亲在一个她认为不是原则的问题上对你的父亲作了让步;否则的话,你的父亲就要象罗子丹先生一样,对我有一种颠覆的欲望,而且可以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罗子丹先生插话:我没有想颠覆你。)这是我的阐释!(罗子丹先生插话:这是你的错觉。)不是,这是我的权力,我的权力…你不要忘记了,你是坐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上。(罗子丹先生插话:他这是要挟。)是啊,我有这个权力。我的直觉是,据我的研究,很多女性都能容忍男性的吸烟,但条件是男性必须对她忠诚、爱她。真的,这里有一个权力平衡的一个猫腻,叫“猫腻”……在里头。同学们不要忘了,我是心理学的老师,确实是。
方茵女士
我爸爸做错事去给我道歉,我做错事我跟我爸爸道歉,我们这个家庭是平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很不平等的。就是…我觉得我能很幸福的生活在了这样一个家庭。我的同学给我说,说她很讨厌她的家庭,她觉得她不能选择她的家庭。因为人……但是我觉得父母给了她生存的权力已经是最大的权力了。然后。权力呢…当你有了这个活着的权力的时候,(罗子丹先生插话:我们都听一下她的观点,她说得很精彩。)你的必要就变成了想要了。你本来只是必要活着——你只是吃饭、你只是做你需要做的事情,但是你的必要慢慢就变成了想要。因为社会上有太多的物质你想要了。
罗子丹先生
我想起《圣经》上一句话,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圣经》上说,人的心中呢有两个律:一个是属肉体的律,一个是属圣灵的律。那么属肉体的律呢,它总是希望…引导人去犯罪。这个人有很多欲望,比如说上帝给我们嘴、舌头、味觉、嗅觉……就是为了能享受食物、感受食物,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比如说我饱食终日,我看到美食我就很想去吃,那我就成了一个腔肠动物……也就是说我的欲望把我牵引住了,所以我觉得刚才方茵说的可能是这个意思。(方茵女士插话:但是这个社会上就有很多的人,就是为了想要…也许他只是社会的一个代表,也许他是权力的代表;但是他们都是为了这个利益而去的,他们想拥有这套权力。)我觉得是不是中国人有点特别,就这一点相对而言:他们比较看重和人比较,在比较的环境中生活。你比如说我有印象的,我小时候,隔壁他买了一个黑白电视机,好,那时侯都没有电视机…他们走出来、那家人走出来非常的扬眉吐气。隔了一段时间又买了一个18寸的,然后另外家人就买了一个20寸的…这家买黑白,那家就买彩电……是不是我们太仰赖这种比较了。权力也是基于这种比较——我家里买了电视机、我黑白的,你们都没有,我觉得我很有面子,说明我混的不错呀!那我在你面前说话什么的,我就很…“英雄气短”?那我就不是“气短”,而是“财大气粗”。就象林和生先生坐在那样的位置,他也觉得“财大气粗”。(笑)
林和生先生
但是我还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中国正在一个发展中间,我们还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所以说对物质欲望的满足,实际上是我们很多人所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对!那么我想,我们中国的物质水平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我们也不会在乎邻居…左邻右舍他们开什么车——因为我们都有车开,就无所谓了。好点差点…(罗子丹先生插话: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物质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罗子丹先生插话:这关系到一个精神。)这是一个物质、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在座很多同学彼此议论,观点大致都是:物质应该是影响精神的,如果你吃都吃不饱,还谈什么精神!?)
罗子丹先生
我觉得物质毫无疑问会影响精神,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对不对?属血气的人。象林老师他也说,我们是属血气的。那么我们受物质的影响非常正常。但是我觉得物质和精神之间有一个平衡,超过了这个平衡它们就要乱。我是这么考虑的。
林和生先生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命题应该这样说:物质的尽头才是精神的开始。一般说来,就是当人们很贫穷的时候…马克思讲得很好,他说一个忧心重重的穷人,他连最优美的音乐、最动听的音乐、最优美的图画,他都无暇顾及。我觉得我们中国基本上还是这个情况。当然上海是一个富有的城市,(方茵女士插话:你要看什么了,我们有些小的时候连小孩子的照片都没有拍过。)谢谢,谢谢!那就是说,连上海也还有贫穷人,那么可能我们是要……(众人鼓掌)
罗子丹先生
其他同学也可以多发言,随便说。
方茵女士
我坐得很痛苦呀!(罗子丹先生插话:痛苦你就要说话呀,说话你就舒服了。)
顾方敏先生
宣泄自己的痛苦。
杨雍华先生
在家庭当中,人就这样。就象以前电视里放的皇帝一样,其实他很少接触社会,他甚至不接触社会,就在皇宫里面;他也不知道人和人权力应该怎么样子。但是从小,父母就说,你是皇帝…你八岁上朝,人家给你下跪,人家就得跪你!你有何德何能让人家跪你?就因为你是皇帝,你有血统。其实这与家庭教育有关……(林和生先生插话:对,说对了。)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子。
罗子丹先生
这样子,邵先生他有感触,我们听听邵先生的。
林和生先生
是应该由我来批准他!(罗子丹先生插话:啊?)是应该由我来批准他发言。
罗子丹先生
他权力意识太强了。(林和生先生插话:权力意识很强……)不是!我觉得你们要克制自己,千万不要坐这个位置。
林和生先生
你说错了!其实我上了罗先生的当,因为他把我安排在这儿,他让我拥有权力,那他又随时干扰我的权力。你们看,这就是一个权力的问题。(笑)艺术家常常以为自己是造物主,以为自己是上帝…(罗子丹先生插话:话说得太早了。)我就要这样对你谈话,这算是我的一个立场。(罗子丹先生插话:这才是今天所需要的一个氛围。)对了!(罗子丹先生插话:邵先生谈一谈吧。)不然我就是傀儡,不然我就是一个傀儡!同学们一定要向我学习——我真正是中性的劝告大家,不要上艺术家的当。(笑)(方茵女士插话:但我们大家都是艺术系的呀。)真是这样。(众人笑)
邵湘江先生
其实呀,林老师……
罗子丹先生
我让林老师坐在这儿,我是充分的征求他同意他可以坐这儿的。我觉得我们讨论的话,坐在这儿是借助这个桌椅抛砖引玉;而不是说我坐在这个位置我就要非常的卑微,同学们坐那个位置也很卑微,你坐在那个位置你就很牛逼。对不对?这是一个借具、一个道具,我们抛砖引玉。
林和生先生
其实罗先生这种观点呀,我觉得,你坐在那个地方的话,容易被人引起误解。就说人们常常会觉得你是……
罗子丹先生
不,你知不知道?中国人有个传统,为什么这桌面设计的是往下斜的?(林和生先生插话:这是潜意识的。)为什么是往下?因为呢,中国老子的一个观念,就是“位高者善下”。你看权力呢由这儿往下流淌,汇集的是他(指林和生先生)。请邵先生说说。
邵湘江先生
还有一点,就是他的这个设计吧,表现出来的形象就是人的、人体形象。大家都靠着自己的靠背坐好。地位卑微的人他的重心总是靠前的,因为他的前面是领导;领导的重心是很靠后的,就象林老师现在坐得这样。就象他现在的这个状态,他很张狂。他有权力,有POWER。我今天一想,罗子丹给我说这个权力问题,我就说权力、权力就是POWER。其实英文也是一样的,英文翻过来说POWER就是“怕我”。(众人大笑)因为这也是,我觉得这里面有重心……其实人生也是一场游戏,在这个游戏当中,你所扮演的角色就决定了你这个人的重心。今天林老师下午2:30分开始一直到现在,他的角色就是权力的象征,所以他现在状态很稳。(众人鼓掌)
罗子丹先生
(看到旁观的主持下一场学者讨论的李晓峰先生,已站立多时那行)那这样,我们就撤场。(向众人介绍:晓峰是今天学者讨论的主持。)
林和生先生
我有一个观点,第一,晓峰即使行动,他是双重身份…我觉得他是三重身份:首先知名的学者;第二他是一个主持人;第三他是一个观众。(李晓峰先生插话:旁观者,现在是旁观者。)旁观者!我批准旁观者的权力来支持我的权力。现在我做一个总结的发言,我的感觉呢,就是说同学们今天……噢!应该是“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艺术家的权力意识,而这个意识呢?(罗子丹先生插话:也看到了一个学者更强的权力意识。)你看刚才,湘江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今天坐在这儿,而子丹坐在那儿,他随时是一种向我猛扑过来的一种姿态。这实际上是晓峰提到的一个观点。因为你今天的状态很好,而且我今天就是要专门打击你——因为你给了我这个位置,你把你自己搞成了一个悖论。什么叫悖论?就是自相矛盾。其实艺术家就是自相矛盾的一个怪圈,子丹先生你不会跳出这个怪圈,你也没有能力跳出它——跳出它你就不是艺术家了。这是我对你的论断,我就以这个论断结束我们今天有趣的聚会。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再次光临!(众人掌声)(罗子丹先生插话:《圣经》上有句话:“人不能论断人。人若论断别人,必被论断!”这是《圣经》上的原话。)
林和生先生
但是我马上就要离开了……(同学们陆续离座)
本场讨论到此结束
讨论发言记录最终完成时间   2004.7.23
“有限制权力讨论”(参与之学者、艺术家介绍及“个人权力观”)
ON THE LIMITED POWER
李晓峰先生(讨论会主持人)
1963年生于天津。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5年就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从事艺术理论教学和研究。近年来,从事艺术批评与展览策划活动。《批评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主编。
对权力的观点:
中国人对权力的迷恋,恐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出其右的。这暴露了国人与权力的问题关系。但很难说国人错了,权力的存在错了,人与权力发生关系错了。只是说中国人与权力的关系实在是太触目惊心了,太深值反省了。无论是之于历史,还是基于现实,让我们获知的人与权力的故事既有超乎想像的、又有铭心刻骨的,其中的丰富性、生动性、复杂性、深刻性令人叹为观止!权力不仅连接着国人的命运、甚至主宰了人的性命,不仅铸造了身心,还书写着历史,权术展现了奇异的智慧,权势霸取了多彩的社会。
虽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民主的呼声,好似使我们进入了权力消解的时代,然而,对权力消解的幻想远替代不了对权力的幻想。因此,我们亟待做的不是兜售“权力消解”的乌托邦式的理论,尽管“权力消解”可以成为我们理解权力的一个参照背景。是的,我们更应做的是如何具有穿透力的去正视权力之于国人的现实存在与历史文明基础。毋庸讳言的是现实中的国人贪权、恋权、弄权、惧权从来没有减弱过。权力在中国的作用之大、之膨胀也是不言而喻的,正因此,须剥离权力的被神化、妖魔化、异化的假面幻影,还权于本,还权于真。国人所以爱权,若从最基本面上讲,就社会的最底层众生而言,就是图生存(生存权),进而图话语(话语权),更进一步就是图做人的尊严(人权)。
遗憾的让我们感同身受的是,权力的异化变形,使权力的存在和生长极不平衡,正如渴望权力的人群对权力的膜拜一样;拥有权力的人群被魔化的权力扭曲,权力又被扭曲的现实扭曲为相吸相斥的两极。在这两极之间,上演着一出出人间的悲喜剧,在号称将人间悲喜剧延伸为荒谬、荒诞剧的中国现代艺术家们的身上也未能免俗例外。从夺国内官僚权到争国际话语权,到拥有了经济权后的权心膨胀,权力仍在异化中被扭曲的书写着。此刻,艺术家罗子丹的大型装置作品“有限制的权力讨论”是意味深长的,再加之行为艺术要素的配合,更使作品彰显出戏剧性的多样可能。虽然罗子丹的作品形式有过于直白的不足,但其指向是尖锐的。他所触及的问题未必是他一个人所能透彻的,所以需要我们来共同讨论,艺术家巧妙地让人们面对了、走入了他的作品,我们则恰好借用了艺术家的作品所营构的明确氛围激发了、深化了权力的辨析和省思,讨论在今天是使权力客观化、真实化的有效过程,讨论的过程也是权力的新的生成、流动和实践。
2004.7.25于沪上寓所

以下参加讨论的学者、艺术家——排名按姓名拼音顺序

边平山先生
1958年生于北京。曾经做过学生,也当过老师,做过记者,也当过编辑,现客居上海。
对权力的观点:
权力欲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想做管人的人,还一种是想做不要人管的人。能做到其中一种都是不容易的。曾经有个故事,一个皇帝,在视察自己的国家时,经过一条河,遇到一个隐士裸身躺在河边的大石头上晒太阳,皇帝感慨地对隐士说:“寡人非常羡慕你如此的悠闲,余夜以继日地奔忙,真累”。隐士答到:“谁让你累了?”儒和禅相比较,我喜欢后者,前者太累。做管人的人,是为别人活的;做不被人管的人,是为自己活的。

顾磊先生
1971年出生于上海,喜好绘画音乐,现为自由艺术者。
对权力的观点:
权力无所不在,权力是弱肉强食的产物。人滥用权力之后,会不择手段追逐利益;国家滥用权力之后,会肆无忌惮的成就霸权,所以要对其加以限制。生活中有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权力,有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老师对学生的教育权、公民的选举权、言论的自由权、个人的隐私权、民事诉讼权、罪犯的保持沉默权、艺术的自由创作权,人身自由权等等等等。权力是相对的,当权力超出范围被滥用后,就会得到相应的抑制和惩罚。人们都希望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虽然这世界有太多的不公正,让权力这个字眼变得错综复杂,晦涩难当。“权力”这个褒贬不一的词汇,影响着每个世人的行为举止,它的博大精深使世界变得更加扑溯迷离,这也许就是人的宿命。

蒋崇无先生
1969年11月出生于中国南京。1986年参加革命工作时为南京钢铁厂炼铁分厂工人;199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油画专业;现任教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参加展览:1995年“徒步车间”艺术景观展;1996年“上海传真艺术展”; 1998年“晋元路31号艺术展”;1999年“象唯物主义那样美丽展”;2000年“与性别无关艺术展”;2001年“上海青年美展高校邀请展”;2002年“上海嘉年华艺术展”;2003年“催情剂现代艺术展”;2004年“墙”现代艺术展。
对权力的观点:
我们关于权力的感知几乎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时刻,每一领域。我们反映于权力无外乎获得和抗争。关于艺术的权力——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但终究是社会的甚至是法律的。我们无法越雷池半步。关于权利的自由——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思考关于权力的一切,思考权力的极限与我们思维能力的极限是相一致的,思考的载体只能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脑细胞。这样的肆无忌惮等同于“自由”这样的限度是法律的限度,因为“思维”不构成“犯罪”。当我们的思考在化为结果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失去了自由。

林和生先生
1954年生人,有公职的自由作家,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对权力的观点:
生活和艺术都没有旁观者。

刘大鸿先生
1962年出生于中国青岛;1985毕业于中国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目前在中国上海生活并创作。展览:1996年“追昔——中国当代绘画展”,英国爱丁堡;“中国!”,德国波恩;“刘大鸿作品1985-1992”,中国香港;2000年“祭坛”,中国上海;2001年“MERCOSUL”,南共国际艺术双年展;“周庄—夏”、“周庄—春”、“周庄—秋”,成都双年展;“古典理想的艺术家——新古典主义”,意大利维罗纳。
对权力的观点:
我觉得艺术家有一种很大的权力,不管你怎么说法——以平常心来对待或者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艺术家就是有权力欲望的,越是成功的艺术家权力越大。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里头出政权”,笔杆子还是枪杆子其实都一样。从“焚书坑儒”一直到“反右”都是对这个笔杆子的限制。艺术家没必要逃避这个东西。你这权力关键是看你怎么来用,用什么态度来用,你是不是很严肃的来对待这个权力。

罗子丹先生
1971年11月1日生于四川。父亲祖籍湖北,汉族;母亲祖籍东北,满族。1989年实施裸奔(因对当时教育体制的极端反感)。1993年在北京圆明园画家村从事绘画。1995年正式实施第一次行为艺术,坚持多种实验艺术创作至今。
对权力的观点:
其实,如果没有赋予某种所谓的观念或“较量”的话(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在人际之间高度的“较量”中过活),每把座椅之间并无尊卑之别——在一个真正多元化的社会,你若要别人给你一个位置,你也要先给别人一个位置——也即禅宗所谓的“云在青天水在瓶”。讨论权力的动机、目的,并非是要颠覆权力——因为只要有人群的存在,便有权力体系的产生。即使象《鲁宾逊漂流记》,一个人到了孤岛,和周围自然界之间也会有权力体系的产生——如同鲁宾逊先生和他所驯化、饲养的动物之间一样。动物园里的猴山不是也有猴王吗?我们讨论权力的目的、动机——乃是希望让权力体系更加健康、也更加明朗。

谭根雄先生
1956年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现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任教。
对权力的观点:
人类趋鹜于某种称之权势的东西,是人性的自然杀戮。我所知道的“权力”象征,是力量的,是智慧的,是狡黠的、是欺骗的,是充满血腥暴力的、是埋葬一切生灵和鲜活生命的邪恶。我知道至今仍有这么一部分吃冷猪肉,坐孔庙的圣人。他们似原始群落的成员,由于缺衣少食的缘故,他们必定会坚持举行某种图腾仪式,而明显地构成并保持这种仪式的唯一动机,就是他的身体满足感。当他们喝足吃饱了,一袭干瘪的皮囊肿胀恶臭的鲜血。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排泄这些促就权势形成的邪恶。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咒语,就是警告“邪恶”的混账。固然,人们对待“权力”或“权利”绝不能仅仅以考察其表面的威势,或仅仅分析其参与者的个人动机,还必须揭示其罪恶的意义,以及它们的社会功能。譬如,我们的社会生活要有些禁忌,对权势此类东西保持一定的间隔距离,我们的脸才可以绽放笑靥神采。尽管内心极其厌烦,而表面上都若无其事,但它不是恭维、谄媚,它是一种绝不妥协的不合作方式。因为只要我们去接受任何一种他人的某种限定条件,其实,我们也将是权力的参与者,是散布恶之花的播种者。从某种角度而言,门是为人而开的,洞是为狗而凿的。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一个一般的假设入手:即在一个单一的社会中,如似猴群的统领,它娶妻纳妾,嫖妓,却没有阉割其它公猴的义务。事实上,这种“义务”可称之谋反或犯上的诱发因子,是对权力与权利的否定。然而,人类社会关系远比畜牲群落关系复杂得的多,不少人通过既得利益的途径去获得某些必需的恩赐,犹如小泼猴驯服地为老猴王梳理毛发而换来舔痔快感。有鉴于此,我们是否要学会任何一种依附权势利益的猜测?还是学会自我尊重?作为“人”的前提!

张闳先生
文化批评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专栏作家,文化先锋网(www.whxf.net)站长。
对权力的观点:
权力有它自己的“语法”和“文体”。即便是权力的外在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控制力之后,它也依然可以借助于自己的逻辑,在话语生成过程中孳生着新的权力关系。权力就像“无意识”一样构造着语言,成为一个个“关键词”,支配着话语的秩序。我们这些在权力的阴影下生长起来的几代人,对权力的批判往往会不自觉地沿用权力者的方式,在批判的行动中依然受到权力的支配。因而,更为艰难的不是反抗权力,而是如何消除自身的权力毒素。

赵丹虹女士
上海“顶层画廊”主持人
对权力的观点:
象我这样的女人,天生对权力就不感兴趣。
2004.7.29
“有限制权力讨论”
ON THE LIMITED POWER
借助观念家具“权力提示会议桌椅”的两场行为艺术
——有关罗子丹观念艺术的悖论性质
林和生
前不久,“上海春季艺术沙龙”组织的“中国制造——中国当代艺术家观念家具展”上,人们看到一张巨大而倾斜的古怪桌子,以及四周十把同样巨大而古怪的椅子(如图)。它的创作者罗子丹将其命名为“权力提示会议桌椅”(又名“尊卑会议桌椅”),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张桌子象征着话语权力的内在逻辑结构:一方面,话语权力拥有者始终是各种利益的兼收并蓄者,形形色色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像自来水一样,沿着各式各样的管道,自上而下流入他们的掌控之中;另一方面,诚如罗子丹所引用的《老子》所言,“位高者善下”,所以反而坐在了低矮而宽大的椅子上。(相反的情况则是“位下者善高”。)
罗子丹如此阐释自己作品的内在逻辑,是否具有说服力?我认为,如果我们纠缠于这个问题,那就刚好上了他的当。我把他的这一阐释称之为“文本式阐释”;在这一阐释之外,他还提出了在现象上完全不同的另一“人本式阐释”,后者才是真正值得我们重视的分析对象。
何谓罗子丹对“尊卑会议桌椅”的“人本式阐释”?这就需要回顾“春季艺术沙龙”艺术展览期间在这张桌子上举行的两场讨论。6月3日下午2点至6点,在这张象征日常话语权力格局的桌子上,展开了两场都名为“有限制权力讨论”的艺术对话交流,其内容围绕“日常话语权力”问题展开。参与或旁听讨论的有关人士注意到——第一,这两场讨论的内容都十分重要,都涉及到艺术和艺术家的存在和生存状态,涉及到艺术和艺术家与现实世界的话语权力关系。而且,两场讨论都充分注意到“尊卑会议桌椅”和“有限制权力讨论”本身的象征意义和悖论处境;第二,同样重要的是,罗子丹两场讨论都坐在象征最低权力的那把高椅上(称之为“刑椅”恐怕更为合适)。
我们注意到,正是通过“有限制权力讨论”,“尊卑会议桌椅”的内涵发生了嬗变。这是因为,“有限制权力讨论”为“尊卑会议桌椅”提供了刚才所提及的“人本式阐释”。由于这一“人本式阐释”的介入,“尊卑会议桌椅”不再是此前的“尊卑会议桌椅”,也不再是罗子丹自己此前通过其“文本式阐释”所想要表达的“尊卑会议桌椅”。那么它是什么呢?这是令人晕眩的问题。“人本式阐释”的介入就是人的介入,本身就够复杂了,更何况介入的人群里面包括了观念艺术家罗子丹自己!
由于“有限制权力讨论”这一“人本式阐释”的介入,“尊卑会议桌椅”的内涵就变得流动不居:它还是它,但它又不再是它。它是桌子,是供讨论得以展开的桌子,同时又是作为讨论对象的桌子;此外,这张桌子又反过来明里暗里正面反面程度不同地限制着其上的讨论,而它对讨论的限制又有意无意地被讨论所讨论——关于这一点,颇具幽默意味的是,当天,在讨论进行中,一位观众站在桌旁热诚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假设没有这张桌子,换个时间,换个场合,讨论也会跟眼下一模一样地进行。对此,一位正式讨论参与者反唇相讥:“有了你就不一样了!”
怪圈?怪圈中又有怪圈。正是通过将“有限制权力讨论”引入“尊卑会议桌椅”,观念艺术家罗子丹成功地制造了作品的嬗变。如果我们不及时抓住关键的现象,就有可能在他所制造的嬗变面前感到晕眩。
关键的现象就是“有限制权力讨论”——就观念艺术的视角而言,它也是作品,是作品中的作品,是阐释作品的作品,又是被作品所限制或修饰的作品,如此等等。不管怎样,它跟“尊卑会议桌椅”一道,源于观念艺术家罗子丹的观念。正是在这里,“观念为王”的观念艺术效应得到充分的体现。罗子丹最初的观念现在演进成为真实的生活——虽然这生活既是又不是,但它最终的确还是生活。
然而,一谈到生活,我们立刻就获得了必要的冷静。恰如一种英雄主义人格所说:生活里没有旁观者。所以我们要冷静、要警惕。在“有限制权力讨论”中,观念艺术家罗子丹做到了客观和旁观吗?假设他不参加“有限制权力讨论”,他就能做到客观和旁观吗?不!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必须警惕。我们注意到,无论“尊卑会议桌椅”或“有限制权力讨论”,包括围绕它们所演生的一切,对于我们的解读不能说不重要;然而,所有这一切可能的重要之处,究其实质,不过是“尊卑会议桌椅”和“有限制权力讨论”这件作品(及其创作者)、活动的能指。假设我们在这张桌子上举行N+1次艺术或学术讨论,所有这些讨论最终不过是形成这张桌子(及其创作者)的能指链。按照拉康精神分析的思路,它们无不可能指向创作者罗子丹的欲望中心。
欲望的中心,换句话说就是权力意志的中心。表达的欲望,实际上就是获取日常话语权力的欲望。在这里,就精神分析的无意识含义而言,观念艺术家罗子丹凭借其无意识的独特禀赋构造了令人晕眩的怪圈,他的作品成为两场(或N+1场)关于“日常话语权力”讨论的容器。这些讨论最终成为其话语权力欲望的能指——观念艺术家罗子丹将上述两场(也可以是N+1场)讨论命名为“有限制权力讨论”,绝非偶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某位讨论者在讨论过程中提出上述分析,观念艺术家罗子丹明显表现出无意识的激烈情绪,这一插曲因而可视为对上述分析的有效证明。
我们的目的并非要追溯观念艺术家罗子丹欲望的根源。我们的兴趣在于这样一个现象:观念艺术家罗子丹也是一位极致的悖论艺术家,围绕这张“尊卑会议桌椅”,他构造了不止一个悖论处境——“位高者善下”和“位下者善高”的悖论;位高者与“位高者”(以及位下者与“位下者”)的悖论;关于“有限制权力”的讨论和这一讨论本身有限制(被限制)的悖论;“尊卑会议桌椅”同时作为能指和所指的悖论;“有限制权力讨论”作为能指和所指的悖论;“尊卑会议桌椅”和“有限制权力讨论”之间的关系悖论…上述关系作为能指和所指的悖论,以及整个作品既是艺术又不是艺术、既是生活又不是生活的悖论……等等,等等。
最后一个重要的悖论来自罗子丹对《圣经》和《老子》逻辑的研究和运用:上帝来,不是为义人,而是为罪人;然而,上帝定义罪人和义人的标准,罪人和义人都无法知晓——例如,上帝拣选保罗,而保罗本来是一名税吏,即日常话语权力的典型代表。用保罗自己的话说乃“罪人中的罪魁”。被拣选前,这位罪魁克尽职守;被拣选后,这位罪魁又一心事主。如何定义保罗?义人?罪人?位高者?位下者?按罗子丹的逻辑,我们无法理喻,只能用平安喜乐的心态面对之。
观念艺术家罗子丹是一位极致的悖论艺术家。他的不少作品都体现出鲜明的悖论性质——典型者如《一半白领.一半农民》;同样典型的一件作品是“死去的艺术家与活着的艺术家”。我个人比较看重这件作品,关于它要追溯到上世纪末。
1998年1月6日,这一天是成都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在电脑城附近一条街口,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的强劲旋律吸引了来往市民们的注意,并渐渐围成一个越来越稠密的圈子。人圈中,一根高高的立柱上,矗立着贝多芬的白色胸像,大师不朽之作的旋律就从立柱下一对音箱中汹涌而出。立柱旁,一个低矮、宽大的黑色木制平台上,“一对象征话语权力的麦克风旁”,跪立着五花大绑的艺术家罗子丹——只穿一条短裤,在严寒中捱过了两个钟头。事后,艺术家回忆:“小腿迎面骨从开始剧烈的刺痛逐渐转向彻底的麻木,也曾不止一次埋下头作支点去缓解巨痛,但《命运》乐曲绵延的浪潮总是象充满了力量与爱的热流一次一次熔入了我的整个身心,挺拔了我的腰。在最后《欢乐颂》的大合唱中,我瑟瑟颤抖着但顽强的用自己的躯体有力的指挥着乐曲。围观的市民越聚越多,在南方夹着潮气的寒风中,我清晰地看见了他们眼里的湿润,也强烈感到此时的自己和周围的一切已融为了一体。”对于作品的内涵,他作了如下阐释:“时间象一个魔术师,那些逝去艺术家绚丽的精神遗产往往作为后人回溯、追忆他们美好形象的唯一坚实线索,而他们活着时若干痛苦的经历通常被后世淡忘。能宽待、理解身边勤于为我们创造精神财富的艺术家(也包括那些勇于探索的科学家、思想家等),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我认为,罗子丹上述阐释所指明的,仅仅是《死去的艺术家与活着的艺术家》内涵的一面;而这件作品与他的其它作品一样具有多面的内涵。稍加观察便不难看出,在《死去的艺术家与活着的艺术家》中,罗子丹又制造了一系列悖论:高与矮,上与下,白与黑,形上与形下,命运与抗争,欢乐与痛苦,光荣与折磨,华贵与惨淡,不朽与凋零,解放与捆绑,麦克风与音响,宣喻与被宣喻,权力与倾听,死去的艺术家与活着的艺术家,贝多芬与罗子丹……
我认为,悖论状态是一位观念艺术家的极致。就此而言,我认为罗子丹是一位深刻的观念艺术家。罗子丹自己常常谈及艺术家在作品内外的真诚,他认为真诚导致深刻,深刻导致悖论。我基本同意他的判断。然而,站在艺术精神分析的立场我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位据我看来堪称极致的观念艺术家,罗子丹的真诚是否到了这样一种极致的程度:对自己的话语权力欲望的根源是否有着充分自觉的意识?
200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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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ZIDAN 罗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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