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nghART Gallery 香格纳画廊
首页 | 展览 | 艺术家 | 研究 | 媒体报道 | 商店 | 空间

杯剧之“装修杯”工地实践 对谈

2013-07-30

主持:石青
参与者:蔡俊林,邓吉贇,邵一,石至莹,王青,姚梦溪,章清,张奕珅

石青:以前我们做展览有个传统是,每次展览完开批斗会,现在这两年这个传统越来越少了。上次在楼下聊得特别好,让整个展览得认识有一个飞跃,从以前单纯地企图做一个展示的东西,变成跟整个房子建造中的生产产生关系。记得上次是说了几个主题,一个谈到激活的问题,我们可以理解成对工人状态的激活,而从更多的意义上来讲,可能是对整个项目的激活,包括我们怎么展示的激活。另外谈到一个就是剩余的问题,我们谈到了一个剩余的东西,剩余的东西我们之前一直谈,因为开始就很明确,用工人的剩余材料是一种剩余。另外一方面,我认为艺术家利用工人的工作时间,其实也是利用剩余,利用他们(在。。。中的)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来为我们的剩余来做事情,也就是说他们在业余时间自己玩做一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关于材料的情绪,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不去关注建造本身,我们对材料理解更多是物质上的、图录上的,比如这个是水泥板,那个是石膏板,它们是很抽象的东西。但是在建造过程中,把工作的情绪放进去,工人和建造师的情绪对抗,加上甲方乙方的冲突,使得材料本身带有了冲突的情绪。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因为在以前也没有被更多的谈论过。而且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建造中,艺术家和工人的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甲方乙方。以上三个点是我觉得上次聊天过程中印象深刻的,我们可以接着上次的话题继续聊。上次我们是谈概念,谈完概念开始做,现在我们做完了回头看看,这个东西做的怎么样?
章清是在现场待的时间最长的艺术家,跟工人们沟通最多,你对建造过程比我们更深刻,你怎么跟工人沟通,到布展时跟工人沟通,请你来谈谈你的作品实现

章清: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工地待过一阵子,不只是这个工地,很早的时候做过室内设计、做过土建,所以对工人有一定了解。工人在工地上是很无聊的,都是男性,在这过程中就产生娱乐性。在十几年前,工人们可能拿一块板子, 裁出来做一个象棋盘啊,或者拿现场有的一些辅助工具,拼出来做一个椅子。不管这些东西可能是满足他们生活需要,还是补充一些他们生活上的空白。这个材料当然也是用在建筑本身的,这个材料就突然改变了它的性能,为它的建造者填补一个需要,(产生了)功能上的变化。

石青:这个里面很有意思,章清录像中工人用到的这些本来都是建筑材料,我们也认为是建筑材料。他们出生活的需要,把这些材料做成了别的东西,增加了一种他们自己认为是娱乐的东西, 这个也就是你不进入到具体的建造的过程的话,这个很难发现的。

章清:工人他们其实还有别的想法,我跟他们建议说,你们可以打乒乓球啊,我跟他们沟通。等于是我制定了一个游戏线路,至于具体操作工人到底要怎么打球,怎么做拍子,我完全不参与,让他们放开自己做。他们听了我的建议反映说当时他们也这么玩过。那个帮我做拍子的小伙子,他做得很快,做一只拍子只用了2分钟,他轻车熟路,做一个板子花了才两分钟时间。打球也不要教,就按照小时候的套路。这些经验他们都有了,他们就是在这次把它都拿过来。只是场所和材料变换了,以前在学校乒乓桌,水泥桌上现在换到精美设计的床的位置,正好构成了他们对这个材料的需要性,如果是平的(地面),他不可能去打乒乓球,所以因为这种辨识度是从他的经验中拉出来的,他放到了一个工作场所里。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就特别有意思。材料、空间,哪怕是形状上的一丁点改变, 构成了他们对这个材料的另一种想像。满足了我的需要,其实这个要求很低。

石青: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是发生在(建造过程)中。这个房子建好了这个东西也就不存在了。材料又转换了,它又变成一个建筑材料,恢复成空间的建筑材料,它在中间就发生了娱乐工作。

章清:刚开始准备用固定监控视角去拍摄,后来发现这样的表达有问题的,其实我太牵强于我要拍摄的内容,没有拍摄对象表达的空间 ,后来我做一个象眼睛一样的观察视角,它们是发生在现场的、用的是工作人员的观察视角。不是我们跑到工地看到的东西,而是工人施工过程中看到的东西,他们工作时候的状态。这个摄像是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跟你的视觉,跟你看的东西是一模一样。另一个视频房间内现场的一个监控视角(打乒乓球的现场)。这样的两个视角就构成了这么一个其实是很薄的一种满足功能性娱乐的一种状况,其实就是把这材料、时间,人物,还有空间,这些东西撮合在一起做。

石青:我觉得你的作品很有意思,关注点,应该包括你那个手机短信。是手机短信吗?

章清:是手机短信。

石青:你好像对这个,工人的生活情感很关注⋯⋯

章清:对

石青:你是关注得比较敏感,两个作品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章清:我们平时不会去了解工人,因为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经验,他们生活不是想像中得那个样子的。像我拍摄的时候用他们的电脑,他们用电脑上网打游戏,很正常,就是跟我们平时的年轻人一模一样。

石青:我看很多工人用的都是ipone手机。真的是这样,我以前找工人做活,我就留他手机,一会就显示他有微信。

章清:马桶和洗手台也是我那天拍摄发现的,是在6月16日。16号拍摄的时候发现那天是父亲节,这是很偶然的,于是我在工地上观察工人们,他们是不是跟这个所谓的节日有一些相呼应的行为。当然我认为这个节日跟中国人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说你知道父亲节,你不跟父亲打电话慰问, 这就有一层道德谴责,你会对这个人道德上产生一种质问。但这个节日又是一个嫁接过来的节日,这里面产生一个对工人的情感关注,我们对工人情感关注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情感的沙漠地带,觉得他们只知道单纯地工作,没有关注他们工作之余的情感生活。所以我不管哪些工人知不知道有父亲节这个概念,收集了当时工人的一些短消息,可能这个工人压根儿不知道父亲节,另外一个人可能知道,然后让工人把这些短消息用水粉颜料写在洗手台和马桶里。这些将来都会消失,当第一位这个房间的住户入住时,他把水龙头一开,这个东西就自然而然跟着水流走了,消失了。

石青:冲了吗?昨天。都冲掉了是吧。

章清:他们不敢

蔡俊林:我们是没用这间

石青:只有这一间才有是吧

蔡俊林:只有这间,其它没有。

章清:正好没住在这里,住在这里这作品现在就没了。

石青:要说跟工人相处最长的是蔡俊林,他说的工人生活你关注吗?

蔡俊林:我会关注,我之前做过一个纪录。每个工种拍些照片,把姓名啊,出生地,以前做过什么为什么来这里,作一个记录。目前看到的所有人,他们都是外来务工的。属于是打工的。这个和我们说的在国外的移民不一样。那个是从另外一个国家来的,我们这里的移民基本都是从外乡来的。它的共同性就是,所有人来这的目的都是赚钱,有些人也是找过机会,做过很多事情。有些人他以前做过工头,然后又做过一点小生意,结果失败了,就回过去做工人。有些人年纪很小,可能是因为学习不怎么好就来到这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在城市当中能够生活下来,能赚到点钱,年纪大点的想赚点钱回去盖房子。
我先打断一下,昨天鲁师傅发了个微信给我,上面写着,“我的作品窗户”,(他指的是)他安装的门窗。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还是有点意义的,他认识到我们对他的关注,包括那天的会议他也讲了很多。

石青:我觉得鲁师傅很有意思, 他是一个自我意识特别强的人。 因为很多工人做完以后,他是当作一个接活的,或者说在这个链条里中间一个环节,我做完之后这个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但鲁师傅有一个很强烈的东西就是这是我做的,这个东西是我的想法、我的建议,带有这样一个很强烈的东西。你觉得,工人这种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强化以后,对工人建造是有什么影响?

蔡俊林:影响满多,有时候情绪好一点就做得好一点,情绪不好就(做得不好)。可能因为他们面对的生活状态比较复杂,有些人晚上回去打牌输了钱,有些人跟老婆有矛盾,(这些情绪)都会带到工地来。我们其它工作人员也会有这种情况,但因为他这个东西做完以后是存在的,我们看得见他做的东西,其它工作(不如他们的)那么明显,他做完东西就在了嘛,所以情绪感特别强。

石青:你说的是情绪,我说的是他的那个独立意识。他会意识到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所以我要对这个东西负责。因为以前哥特时代的工匠,他们的意识就特别强烈。他们已经像是建筑师的角色了,他们不但要对整个规划参与意见,建造过程中他们()有意见。而且他们有很强的宗教感,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既然是我做的,我一定要用最大热情为它负责,不但是做事负责,而是要提供很多新的想法。那个时期的那个意识是特别饱满,他绝对是个积极参与者。而在今天来讲,反而在中国的工人看不到这些东西,他们更多是像个机器一样的。像鲁师傅这种的⋯

王青:以前是没有建筑师这个角色的,实际上就是工匠、工头充当了建筑师的角色, 从设计到监工到最后建造,全部都做,甚至连施工时会发明一些机器,(大到)吊装机,都是他负责。要建大教堂,找到最出名的工头,(全权交给他负责)搞定这事。甲方会告诉他这房子该怎么造,各种各样结构问题,技术问题都由工头搞定,所以他身兼数职。其实现在来说,因为是工业社会,就是要分工的。

石青:拉金德,为什么要谈哥特呢,他就说到,像你说的,以前他们都同时统一做了,后来就是由于分工,就导致人像机器了。

王青:对,是这意思。分工就是你把思考怎么造这房子分给一个人,具体思考怎么造分给一个人,具体去造又分给一个人,分给三个人。建筑师,工程师,施工工人。这三个人一旦分开之后矛盾是天天发生的,所以这又回到之前说的工人的自我意识问题。一旦他的自我意识起来之后,对建筑师或者设计师来说是一个冲突。

石青:必然麻烦

王青:当然这麻烦可能是好的方面,也又可能是不好的方面, 就取决于建筑师本身的个人意识强不强。如果建筑师是个个人意识非常强的人。比如说在做设计时每一个细节都画得非常精细,那个设计精确度到多少多少毫米了,每个尺寸连螺丝钉什么型号都定得很清楚,当做设计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遇到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施工,就会觉得很苦难,每个决定他都可能反对。

石青:沟通成本的增高。

王青:是,这必然是,当你分工后你就面临很大问题就是管理和协调问题,所以工业社会分工带来一个很大的行业就是管理,因为你把这事分给三个人了,这三个人怎么管,这是最重要的,管得好,这三个人就像一个人,起到比一个人更大的作用,管得不好,三个人就可能打架,还做不到以前一个人做得到的。

石青:在中国还有一个特点,以前工人都是受过归训的,你就要配合、要协作,中国好多工人都是农民工,他们没有经过思想的归训,他的个人意识冒起来得特别的多,他不讲规范。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建筑师发现工人建的东西跟他()的完全不一样。问那个工头你为什么这么做,工头说他觉得这么做好看。回头找图纸要核对,到工头那一看,图纸根本没打开。就是说他这个自我意识,不光是建造的,他还有自己审美的,他就固执地认为这样好看,他就完全不顾你地意思。所以我是觉得,工人间的冲突也存在这个问题,他也会给你提意见,哪个好看哪个不好看。那这个东西你怎么说?

蔡俊林:我觉得说到自我意识之前,像鲁师傅这批人,我们还能以自我意识来说。在自我意识之前该说的目的性,很多人都已经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这种状态,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能把今天的工程完成,对自己工作的事情都没有去想。比如说,他今天那个包工头让他来,他是水电工,今天工作时间到了,最后一个管子没有接,第二天,包工头安排木工来封顶了,封顶的人完全不会看里面的管子有没有接好。他只听到指令说,今天要把封顶封好。根本就是已经没有存在这种自我意识,把这一天时间过掉,今天有什么工作,就按照指令做完。我觉得,这可能反映了很多中国现在的……

石青:像机器一样的,完全听指令的,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有些工地其实在过程中你要有衔接的东西,他完全不考虑的。你只要包工头没交代的,不是我的责任,而是你的责任,就完全就是把自己当作机器人。因为我这次提出是跟工人合作,邵一的想法,我是觉得邵一在这方面,想调动工人自我意识,因为没有自我意识的话,他不会参与这个事情。所以,邵一你当时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邵一:我们一开始弄这个活动是,我们毕竟是在做当代艺术这一块,然后觉得我们常见的做的东西,比如说展览啊,这样啊,那样啊,介入到装修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想,我们以前做装置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找木工啊,找( )工啊。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以前也经常会谈起这到底是你的作品还是工人的作品。其实这里面,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辅助的事件,我们说事件,各种各样的事件,其实这里面,有更多的那种有意思的东西,我们从当代的思想去分析它,所以我当时定一个在整个装修施工的过程中产生的事件。那么整个创造的过程跟整个施工的过程是同步的,施工结束以后,我们创造的过程也就结束了。等到这个装修完了,开始营业的时候,我们把前面的整个创造的过程呈现。后来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叫一帮艺术家过来, 参与下,大家做个作品,还是不好玩,后来就想工人本身就有很多创造力,而且他们那种创造力不能单纯从审美啊,当然有他们审美,但他们是从实用角度、 使用方便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往往出来的东西就是从我们的眼光看就觉得很美,他们可能不认为,他们不考虑美不美的问题。还有就是工人他是在,你刚才说的,自己的意识去那个,他们这个意识来干涉你的话,他也不仅仅是从审美的角度,他也从实用的、可操作性的角度去考虑然后改变这个性质。鲁师傅那天在说的,这么大一个玻璃,  四个角有一个角如果说没有垫平的话,那这玻璃多长时间内就会自爆掉,那你可能设计的人没考虑到这点,他可能就考虑,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事情,我们想把这些事情给提炼出来。我们可能不论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可能在里面,相当于起到引导、向导的作用,把他这种东西激发出来这种感觉。

石青:我们刚才谈的是一个建筑师、甲方的审美和工人审美的冲突,邵一讲的其实更多的是甲方审美和工人经验的冲突,因为他可能讲这样做费料、施工难度大,他是有这样更实际的问题。那么如果说遇到这样问题的话,你会怎么办,我要坚持审美、哪怕为了好看,还是为了实用或者建造起来方便。

王青: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怎么说呢,工人他从他的经验角度出发提出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其实是在他的经验局限性下提出的问题。再回到大玻璃问题,大玻璃再比它大三倍的玻璃一样可以做,一样不会碎,但是它对技术的要求不是这样一个工人能够解决的,一定是高级工程师经过研究计算后,绝对可以达到。但是就每一个项目来说,它一定是有预算的,它一定有个技术的限定,不会说是像大项目一样,基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就每一个项目来说,它一定是受限制的,具体到每一个工人来说,如果我们建筑师,做这么一个决定要做大玻璃,工人一般会说“哎,这么做不行不行不行”。这样的冲突是必然的。解决的办法也必然是沟通。我的做法是,跟工人仔细探讨技术方面的问题,我首先把自己从建筑师变成工程师,同时也理解他的所谓技术难题,这技术问题难点在哪,如果他解释不清楚,我会找相关技术人员帮我,了解技术难点在哪里,确实意识到了在我的预算以及他的施工能力范围内是做不到的,那我会考虑第二种设计方案,通过改设计方案方式来重新来满足他的技术要求,也满足我的设计要求。但如果只是他的一个借口,其实很多时候工人提出技术问题只是在试探你的底线,他想试探你在技术上能懂多少, 很多时候他们提出的很多问题对于懂这技术的人是很可笑的问题,类似砖头只能砌12厚的不能砌24厚的,但当他一旦认识到你是建筑师,对话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家装修,然后我让工人重新搭个房间,他给所有阳台都搭这个房间,但是我一旦告诉他我是做建筑设计的,立马他的表情他的做事方式以及他跟我每次沟通的方式,立马严肃很多。因为他知道,他跟你随便的糊弄是会不成功的,他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他每次跟我沟通一定是,他会仔细想好这次跟我谈的技术难点,用来隐藏他的目的,诸如省点料啦,省点工时啦。他往往是用个一个很完善的技术难点来推给你,说有这么个问题,请你来解决,这变成一个双方博弈的过程,很有意思。当项目是这种小房子,建筑师一定是手把手参与到这个项目上的,一定是直接和他冲突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工程方面的知识是越强越好,设计方面的知识是无法解释给他听的。你说这个大玻璃好看,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你可以跟客户说大玻璃好看,客户会支持。 但是跟技术工人说大玻璃好看、通透,他不会理你的,就说做不了,会碎。他会找出一堆你听起来好像是有点道理但深究起来道理都不成立的技术难题来跟你抗争。

章清:但工人有时候在他的知识范围之内构成了他对某个材料、某个技术的局限性。他没有见过更大的,而且他的技术只能达到这个位置,所以他也有理由。其实是你自己找的所谓施工方没找对。

石青:两种可能,因为工人本身经验局限,另一个出于自己的偷懒,自己的他给你讲的东西。这两方面都遇得到。

章清:他说的更像是买卖,就是在施工中做买卖。我尽量是保证自己的利润前提下面让你的东西大家能达到一个妥协。

王青:其实我说的更多是出于自我保护。就是说,在做工程的时候,每个人都处于压力状态下。按时完成一个项目总是压力很大。具体到某个工人,他也是在压力状态下的。  你一旦让他觉得我今天做的事情是我昨天没做过的,之前没接触过的。比如说,设计师给他一个新的东西,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无论这个东西是否难,他的第一本能是抗拒,对于他来说,他是在冒险。在工程中的任何冒险,最后买单的一定是最底层的人,就是具体做工程的人。越上面的人,买单可能性越小,他会用自己的权力往下压,这其实是组织性的东西,管理性的东西。所以,那些最底层的操作工人,他们本能地长期养成这种抗拒性,一旦设计师说这个这么搞,第一反应就是倒楣了, 今天肯定是有麻烦事,搞不好做不好就要返工。

石青:如果出了隐患,也是他们来。所以中国凡是判刑的都是临时工嘛,因为他们都是最底层。

王青:这其实是管理架构的最后的层层权力下压,垫底的人没人压,没人做替死鬼,他只能自己做替死鬼。所以,他本能会有这种抗拒。所以,和他们沟通,我的经验是,第一要解除他的抗拒心,让他们明白放心我会承担我的责任,万一我做错决定,相应的责任我承担。他一旦明白这个, 沟通就相应顺畅很多。

石青:蔡俊林,你是这么做的吗?肯定工人也跟你提,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知道有些是他偷懒, 有些是他真不能做。遇到刚才说到抗拒心理的时候,你怎么跟他沟通?

蔡俊林:我这边因为很多都是当地的没有什么知识的工人, 所以沟通起来确实满费劲。比较有经验的就是这个头,他是做古建的。 比如说一开始把它建下来, 用多少钢筋什么什么的,他就跟我说,因为我不懂, 一开始他比较强势的。后来我找了个懂的人, 把需要多少钢筋什么什么的画得一清二楚,过来拿给他。那时候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懂的人已经退休了嘛,他对他也很尊敬,然后关系就不一样了。施工的时候也会做完的时候叫我过来看,对着图纸跟我说,这个多少,那个多少。确实会好很多。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比如从来没做过的,他就一边做一边骂。比如我们看着很简单的挂墙上的马桶嘛,但其实很多工人没做过,但是他没有看说明书的习惯,他就马桶以来,自己瞎弄瞎弄。他说,这个这么难,我不做了。他说以前没做过。我说,“说明书你有没有看?”“啊,有说明书嗒?” 我就说明书翻过来,跟他一块弄。 说明书一看就很简单了,但他没这个习惯,自己不会做就会压力大, 抗拒。

石青:因为这次邵一做的,我们让他参与肯定要做个新东西,但是这个东西肯定又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当时跟他说好了,你随便做啊。 到时候不是让你返工,也不会让你去承担什么责任。这个我觉得他们的心态会有变化吗?就是我们这个去压力的过程,你觉得有变化吗?

蔡俊林:压力还有一方面,就是包工欠他们钱。我们跟他之间有个包工头嘛,比如说,今天要把什么做好,他是完全不去在乎你的,“你让包工来跟我说”这样。我们就处在一个中间一个状态。所以他可能好长时间没拿到钱了,这种压力他也很大。

邵一:我觉得我们那天谈到我们这么做是想暂时地让他们的思想有一个解放。但是实际上呢,我跟他们一个插座下来之后,这一点就是做不到,可能是暂时做不到,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就是你怎么弄,他比以前稍微放松一点,不能说解放,放松一点,就没有说我非要达到什么什么标准, 做成什么样子。但他在做的时候,还是按照一个活在做。反正就是,你图纸给我,我做。 然后我们拼命跟他说,你不要按图纸做,你放松一些。但是我在焊工在焊的时候,我们当时为什么选择废的材料,就是让他有拼接。但是最后,几次电话通下来以后, 我就觉得他不愿意拼接。其实这种材料绰绰有余。 他就是想找几根整根的,啪啪两根下去就得了, 还是这种思维。

石青:还是接活得思维。

章清:我觉得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假象给他图纸得时候,他会有一个比较好得状态,我们是有的,给他画了一个圈。其实这个圈,对于施工者来讲,他很模糊。你给他的指令不明确,你到底是按照图纸来做呢还是他自由发挥?

邵一:我们很明确地告诉他是自由发挥的。这是非常明确地告诉他,而且不止一次。  

章清:但是你给他图纸的时候, 这又是给他……

石青: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强调说,甚至说,不用你负责,就是你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很明确的。

邵一:我跟你说,这其中就存在一个工人的意识问题,就是你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问题、意识问题。他是在考虑的是什么呢,我是怎么以在最快的时间里面把这个东西完成。他还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章清:所以点就在这个地方,他觉得他要考虑效率,这是他工作中的一个环节。你在传达你的想法的时候,你没有明确到一个点…

石青:我的问题不在这,在哪呢。我们恰恰是让他们不要当一个活去做,你这里不要负这个活的责任,就让你玩。

章清:你告诉一个工人不当活去做,这就有问题了,他在想,什么活不是当活在做,这就是个理解上的差异。

石青:这核心就是理解上的差异。

章清:你让工人变成一个艺术家,我觉得这里面是有距离的。因为你想象这么是很容易的,但是没有接触到这样的人他怎么去做。你始终还是给了他一张图纸,如果你没有图纸, 你说我大概要做个什么样的,他可能去发挥,他可能按照他那样的去做。

石青:我看法跟你相反,如果你什么都不给的话,他把( )往那一杵就完了。

王青:我的经验告诉我,我曾经做过这么一件事,我以前开过桌游店,整堵墙刷刷涂料,我初衷很简单,我想省钱。白底的原来的墙,我不想整个墙都刷黄。所以我只买了只够刷半堵墙的涂料。然后我对工人说,你不用刷匀,随便刷,你刷完这堵墙刷完结束。结果工人说了一句,不会干。我说我付你刷整堵墙的工钱,让你随便刷,涂到哪里是哪里,涂完为止,他说他不会干,说不干这活。我就觉得很奇怪,从正常的思维来说,我给你整堵墙的钱给你半桶涂料, 随便你刷,这种好活竟然他不愿意干。他说宁可让给他整桶的涂料,把这堵墙刷匀。按照标准常规手法做,他愿意干。

石青:那你觉得问题在哪呢?

王青:我的问题还是我前面说的,是一个推卸责任的问题。因为每次你给他一个不确定的指令的时候,他就开始警觉了。以他多年做工程的经验,每次不确定的沟通, 不明确的沟通,或者任何可能你事后反咬一口的沟通,对他而言都是潜在威胁。(插:本质上是缺乏安全感)本质上,这些工人在工程中是经常受伤的,很多时候我是看着他们受伤也无能为力的,有可能是我造成的有可能是甲方造成的,我也帮不了他们。但是你看他们天天受伤,所以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养成了本能的习惯,只要在沟通中有任何的不畅,他们知道最后买单的一定是他们,他们就尽可能避免这种事情。

石青:我给你举个反例子, 我这个例子不在中国,在日本,我在日本做东西找工人。他们就是美术馆找过来的,而且他们肯定要付钱而且他们肯定不要承担任何责任的。我就跟他们说了类似这样的东西,你随意,就是你按照我给你的大概的概念随便来。日本工人你知道很负责任的,很认真的,就是你给他一个东西,他在旁边给你思考半天,就我答案跟你答案一样,我就做,你告诉我什么叫随意。就是说,他责任心有,态度也有,他也想把这做好,特别认真,他还是不愿意接这活,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随意。

王青:因为在这事情上你是作为“随意”的评判者,他作为“随意”的执行者,这之间的标准你们之间是没有共识的。当没有共识的时候,他已经付出时间和材料在上面的话,他等于是在赌博。

石青:对,但这个时间是有保障的,按照他们接活,时间已经算进去了。

王青:那他可能担心的是返工的声誉或者是其它的担心吧。即使是你给钱,工人也不愿意返工,这是我另外发现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愿意返工,这是心理上的挫败。 我干了一个事,没有得到别人认可,虽然别人给钱,让我重新干一遍,这是对心理上还是有挫败感。

石青:对,虽然是甲方的意见,但是对他的尊严是有个伤害的。我上次举刘伟的例子,刘伟在上海民生做很大木结构的东西,那个他做完过来看说不好要重新做,那些有些工人跟他长期合作也就习惯了,有些工人以前就是做别的的,他一说重新做,他就一下就很过激地说,这东西挺好看的,为什么要重作,他这干活的气焰就下去了,他就灰心了,这个挺重要的。这个更多发生在像我们说的还有点自我意识的工人的这种现象。

邵一:我觉得你跟工人的沟通上面可能是有一个在他认知范围以内,这么一个沟通。后来我就在( )那个事情上我就在想,特别是我来了后看到还有很多剩下的材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当时如果说没有交代他们要做什么,就是给他们一堆东西,你要把它全部用完,如果这样我估计他会可能把它用完。就是把它用完这个指令,是在工人的认知范围以内的。但是如果说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东西用得怎么样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大概要怎么样的,你要给我接, 要怎么,这种就可能不行。这个从多方面的,从工期时间各方面的。

石青:他能接受一个他能理解的事。

章清:对,也就是说,你提出的东西超出了他能够理解的位置, 但是这个位置他又不敢越,因为工程它不是开玩笑的,他们已经形成了工作的反应, 在工作里面,比如施工,这个吊顶基础没打好,按照我们大概可以这种词来的话,是要出人命的。 他们已经又责任感, 每个东西都要签字确认明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工人要做这个事情,到后来工程验收的时候追究责任的时候,所以他们不会干这事。所以,我们艺术家跟他们沟通,真正想让我们工人出现一个很好的状态,这个事不大可能。

石青:艺术家更多一厢情愿的事情。

章清:也不是一厢情愿。石青你那东西做出来,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工人还是有一点自己的发挥,比如拼接得很赶得时候,他是用圆管做的,不是拿角钢做的。按常规是角钢接角钢,不会拿那圆管去做,这不符合力学上的要求。他还是发挥了。他还是在他的范围以内,做得没你想象中的那么粗糙,完全是拼接就像小孩玩一样,

石青:就是我找工人做和找邵一做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邵一肯定会改变更大一些,会加更多想法在里面。这其实在( )加了两个灯,这是在图纸里没有的。

邵一:这是我们那天在聊天谈到的,

蔡俊林:电工师傅就听进去了。

石青:我们说加哪儿了,他说他自己添进去的。

蔡俊林:电工师傅过来,他给我打电话,我把这事都忘了。然后,那天我让他过来帮我把( )装好。他说,你外面那个灯怎么装?我问哪一个?露台那个。露台那个啊,我说那你看着办吧。然后他等等让我看,两个像眼睛一样的好不好看。

章清:这灯的话我记得不是你们提出来的,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吧。

邵一:当时我们在假设,你把它亮起来,那也是一个什么。如果说,当时说用那根管子一调,这种常规的思路我们都能想到,你能不能想到我们没有想到的。

章清:但是他提出一个问题,师傅说,既然是采茶叶的地方,高度要高,如果太低,别人采茶叶过不去,这个就是他在跟我们在 做的时候又一个偏差,但他还是从功能去考虑。因为他们这些做工程的人,人体工程学对于他们是不用学的,因为他进了工厂他的师傅告诉他就是这样做的,他就形成他们一套逻辑概念。所以,这个类似师傅提出的意见,这个要过人的。这就体现了他在工作中产生的那个经验,跟我们还真不一样。

石青:张奕珅,你们做的那个东西你们做的电台来采访工人和建筑师,你们在这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有意思的事情?

邓吉赟:我们采访了蔡俊林和鲁师傅,我认为他们在认识上还是有一个满实质的差别。最大差别就是说,比方说,那个引起争议的窗户, 工人改动。后来我们又找鲁师傅,问他说这个窗是放现在这个位置好还是放蔡俊林说的位置好。鲁师傅一直强调说,他会按照甲方的要求施工,甲方怎么要求,他就怎么施工。但是就他自己 个人意志的话,是现在这个位置好,就是说,淋浴的人和躺在浴缸里沐浴的人可以同时看到外面的窗,就是窗户外面的树,外面的风景。这是他很个人的一个观点。还有像蔡俊林说,他本来可能设计想在很简洁的在每个房间我们能看见的梳洗台,(他本来想把梳洗台设计成一个很简洁的面)梳洗台是很简洁的,巧妙设计,底下是没有任何柱体的。然后他们在施工时可能为了图方便就加了柱体,加了柱体以后蔡俊林就认为把他原来设计的给破坏掉了。但是鲁师傅过来我们问他这个东西好不好看, 他也认为底下加了柱体不太好看,我们问他应该怎么改,是应该把底下柱体去掉还是怎么改好,他说他认为底下应该整个加门,整个一排都要加门,他说加了门之后,有个实用性的功能在里面,然后又可以把这东西遮挡掉。所以我们在拍这片子当中,我们就发现这两者,鲁师傅是有他自己的理解的。

石青:我现在解释一下,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个窗。有一个工人在做窗的时候,把他设计改了,偏移了五十公分。这已经是重大的改动了。他后来问他什么理由,他说在浴缸里一抬头在床上可以透过窗看到那棵树。他是这么理解的,只是为了好看,有情调就擅自移了五十公分。

邓吉赟:还有一个就是鲁师傅,我们问他如果现在是你来设计这整个格局,你的出发点是怎么样的。他觉得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安全性,就是整个东西不能之后会有以外发生,然后可能对他来说,他觉得这个东西好看不好看是比较其次的问题。他很明确这点。

石青:其实我觉得这里吧,这里有建筑师和艺术家最大的区别。艺术家做东西,完全是审美这种。我们很少想它的安全性实用性,而建筑师不一样,建筑本身是功能性的东西,除了具备审美要求之外,必须要有功能性和实用性安全性的考虑,我就是觉得艺术家与建筑师最大的区别。可能捏捏理解得更充分。

王青:我个人理解,其实建筑师,做设计的人的自我意识还是比较强的,你有一个自我想法或者一个理念的表达,无论这房子是给自己做还是给甲方做,其实都是多多少少表达自我的想法,当然在这过程中,是替别人干活,再夹点私货。 有点像跟前面施工把窗移动了五十公分一样,我干我的活,拿你的钱,再夹点私货。其实设计师是最大的加自己想法的人,所以在这过程中,多多少少是你是在加自己想法,但是面对不同人群的时候你永远感觉是在为他们服务,就是有这么一个转换过程。同样回到前面实用性的问题,柜子加门是他的理解或者说是他夹杂实用性想法的最后的表现。建筑师说我要悬浮感,那其实是建筑师的一个自我想法的体现,一个美学价值甚至是更高层次的对于生活价值的体现,这可以说得很远。但是一旦转换成实用性问题的时候,你去跟工人去说,怎么去说服他,让他统一到我这边来。就是说,虽然你是设计师考虑的是悬浮感,但是你跟施工的人说的时候说这很实用,跟甲方说的时候说很省钱。这就是我作为建筑师这么些年体会到最为有意思和最为矛盾的事。就是真实的想法很难真实地表达。跟一群建筑师你可以表达,就是悬浮感,何必考虑功能性,我们大家可以聊一聊。但是跟甲方说,悬浮感感啊,生活态度啦, 对于更大的文化社会变革在局部细节的体验啦,没意义,你跟他说省钱,立马可以达到沟通的语境。跟工人说实用性,比如说柜子问题,坐人嘛,需要脚得伸进去,不需要柜子,他就会说对对对,况且旁边储藏间很大足够放东西,功能性的问题解决了,他的烦恼就过了。然后跟他说台面下面的柱子问题,你跟他说,我这样坐着撞到不舒服吧,万一夏天我撞到会很不爽,所以得去掉,他就会说,好好好。慢慢地他就理解了,你就可以按照你的节奏做。下次再做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就理解了,不会再找你麻烦。

石青:建筑师是不是应该有个分配表,有这么一个东西说可以分配我的私货和功能性的比例。应该是有这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下来我要问你们,你们怎么看待所谓艺术家型的建筑师,就是雕塑家型的建筑师,像Gary这种的,像跟妹岛合作的石上纯也,他们就开始玩那种所谓美的东西。他们设计的一些美术馆,在我们看来是完全不实用的,但他为了完成一个视觉的东西,大量曲面大量不合常规的东西,你们建筑师怎么看待这种东西?

王青:我觉得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建筑师永远在想表达他自己的想法,肆无忌惮地表达。但当你还处在一个小建筑师的时候,你不能肆无忌惮的对甲方说我就是想花你两百亿,造这么一个没用的东西。你得告诉他这东西省钱,这东西造完之后可以赚钱,你得知道他想要什么,告诉他。

石青:这之间有个悖论啊,比如像库哈斯这样的,像他这种资历,他完全可以玩,但他还是坚持一个社会性功能性的一个考虑,我觉得这还是跟建筑师本身的意识有关系的。

王青:但是,我觉得库哈斯还是在玩,关于CCTV的东西,他跟建筑师解释以及他对甲方解释是完全不同说辞,所以他还是在玩。他无法把跟建筑师说的东西跟甲方同样说一遍,那是不行的。

石青:他玩的是( )上的东西,而不是视觉的东西,而不是像扎哈那种。

王青:那是建筑师自己的喜好了,有人喜欢玩形式,有人可能喜欢玩功能,有人可能玩结构材料。从这点来说,建筑师设计师是和艺术家很像的。可能很多时候,因为艺术家的身份放在那,我就是艺术家,我就是瞎玩的,你爱要不要。但建筑师不能这么说,他必须把这东西藏起来,告诉甲方实用性、赚钱啊、经济考虑,告诉工人实用性,这么做可以省事。就是你得面对不同人,然后把自己原先的设计按不同方式去阐述。其实一个设计它一定是很多方面的东西。即使说你的房子最初设想最终是要体现一个什么东西,造完后看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怎么去阐释它,陈述它,是建筑师很重要的工作。在国内读建筑,说是很弱的一项,做完就直接给图,那是工程施工的方式。但是在国外学建筑,说是天天要干的事,每周三次评图,桌面评图,挂起来评图,循环往复无限,时间长了你自然会阐述你的设计,这是必然要训练的。

石青: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我觉得建筑跟艺术挺像的,中国的艺术家也不是爱说的,可是现在海归回来多了嘛,比如说Golden Smiths,他们学校也是强调说,这是教育的问题吗,还是观念上的东西?

蔡俊林:可能这边,民族性格吧,东方人就不怎么爱说的。

石青:那你对这东西适应吗?

蔡俊林:我的话,不怎么适应,但我只能硬着头皮去说,必须得说。

石青:是不是在国外,你不说得话,饭碗就会少?

王青:这是必然的,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一群同学做设计贴在墙上,你扫过去,就知道哪个做得还不错,哪个差。但是你等他们说完再去看,会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同样一个东西,怎样通过言语,把信息以固定方式传达给你之后,你再去看它,它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奥妙的东西。

石青:你们长长的电台肯定是要以说为主咯,你们小组怎么想的,是视频呀,为什么叫电台呢?

张奕珅: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就想干什么事,但并没有想把这事框一个很具体的边界,只是说这个事的可能性会有,因为不框边界嘛。可能跟我们说这个事之前我们就有这个想法了。然后一哥给我们说了这个项目,我们就想来看一下。 当时我们觉得挺好的,就把它作为我们第一次针对对象。然后我们回去后就拿了一个设计图纸,我们来看的时候这个项目还在施工的前半段,当时我们当时有排斥心理就是,我们要反对这种介入。是另一种介入方式去反对这种直接地介入这个施工现场。所以我们就想,以设计图纸,我们看立面图什么都有,我们就在想,就针对这图纸,一方面是与项目施工前期同步的感觉。然后我们第一个做的就是针对这图纸,但是又不把地点、时间和具体信息表述在视频里面,所以我们把所有关于这个地点和艺术酒店的名字全部B掉,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想法,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对待这个事情。然后当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这里都OK了,然后直接说我们展览布展、具体情况什么的,我们聊到( ), 那个想法针对现在这个情况,进入设计师要的东西和被转化的东西。

石青:所以我也注意到你们的两个作品,其实是以我们那次谈话为节点的。两次作品之间呈现了很大的变化。

邓吉贇:第一次来看施工现场,其实我们是反对直接介入的,我们是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这种事情。而到我们第二次来,施工已经全部完成以后,然后发现设计师的意愿是被另一个人的脑子搅拌过以后呈现出来的。或许木头还是那个木头,但是会多用一点,少用一点。然后在我们采访一下,可能在这当中,设计师就直接说出了那个问题,这个马桶和那个按钮上面,这块板本来是相平的,可现在都凸出来了,那个窗被移了,或者说哪个螺丝怎样,就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在我们第二个采访里面发现,鲁师傅很有自己的一套, 可能这房子给他设计, 他内心完全认为自己能作出一套我认为的东西,把它放到这个建筑里面来。所以视频后来再减的时候就拉过来一人一半,把他们很针锋相对的语言切过来切过去这样,可能我们也是想把( B )掉。所以我们之前说,他看了后会不会不爽,把伤心的东西都钩出来了。

石青:那你觉得后面一篇算介入吗?

张奕珅:就是说,我们的素材并没有全部用进去。我们的一个视频和刚刚在做的是同一个(  ), 那现在这个东西呢,跟做完的时候又(   )。就是说我们要发展的话, 我们把时间、具体地质、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右一会怎样的怎样的事情,隐蔽掉了,没有说出来,有可能会跟进。当然要说,要看这里整个的变化,比方说它哪个东西哪一天出问题了,比如说这个马桶,因为现在材料没用几天嘛,说不定过一个月过多少天它落水了,那可能这个问题又来了。

石青:我现在想问的是,现在这两个作品,你们更喜欢哪个作品?

张奕珅:其实我们昨天在看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他觉得我们第二个更有意思,更有东西,更有内容。

石青:所以第一个东西我们还能理解为你们内部表演的东西。

邓吉贇:我理解是这样子的,首先一点是说,我们三个人不能严格来说是小组,也并不是传统理解上的电台。我们在比较大众的社交网络和视频网站上都建立了我们长长的电台的帐户,当然我们把它称作我们的电台。我们原初的想法呢,是不定期会有一些节目出现。现在回头来看第一个片子,我们三个人理解都不一样,我看起来更像一个作品。但是我觉得第二个东西好的一点是,至少和第一个比它不那么像一个作品。 还有一点是,和这个地方发生了关系,很实质的关系。我们在做电台,本身就在探讨想做节目,以节目这样一个形式或类型出现。而且这次活动正好出现了蔡俊林这样一个话题,正好被我们当作这一次节目的内容。

张奕珅:最开始,我们还没说电台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就去制造或者发现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不论真假,当我们制造,它就存在了。然后我们再录回来以这样的方式去说这个事。所以这个案例跟我们还是挺契合的。

石青:那个,旁观者,以前你们都没来过,是第一次来,这个感受肯定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已经来过好多次了,每次来思路想法都会有些变化。你们第一次来很新鲜,你们第一感觉是什么感觉,看到这个建筑和发生在这的“装修杯”的事?

石至莹:第一感觉就是,我原来以为来看的展览事作品的展示,但是没想到,比如打打乒乓球啊,当中师傅都参与的,这是我没想到的。然后觉得这点挺真实的,挺好。

石青:那你们看吧,刚才我们谈到的话题,你们都可以说说,放开说一说。

章清:就比如说,邵一,我觉得他是以艺术家的角度去寻找工地上可能变为美学的材料,但是我认为这里面他可能认为这东西工人未必觉得漂亮,但是反过来觉得(  )未必就是好。

石青:邵一其实中间换了很多次想法。

邵一:我指的是,至少工人他在做的时候肯定会考虑到审美的角度,但是呢,他至少在做的不是从审美角度出发的,但之中占的比例,所谓的美感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但是从我们的角度看,我觉得美感变得很重要。

章清:我个人觉得艺术家这样挺强势的,你雕塑家,人家跑过来观众不懂行的,噢哟,他不觉得你雕塑好看,他会觉得你雕塑刀好看,雕塑刀的确很好看,但是作为雕塑家已经麻木了。小时候还有很多木工来家里干活,做门窗,榫的那个东西特别漂亮,小孩子都知道,但是工人太麻木了。

邵一:我自己一直这几年作品会涉及到这些,现实太牛屄了,这些其实都是现实。

石青: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这个艺术行业,所谓的艺术介入现实都存在这个问题,艺术家更多时候是以自己理解和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些事的。但是“装修杯”呢,它中间有过几次变动,现实逼着艺术家去采取某种策略,有些是你还没有想到,有些是你没有意识到,最后才会有这么一个。我觉得是个很微弱得推进。

章清: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把艺术家得优越性,如果我们故意去这样的角度,没有就是说把自己自尊都往下降,我觉得这是可以(  )点与工人对接的,可能会产生很奇怪的东西。

石青:但是我觉得这种降低也是一种表演。

章清:这是你介入的一个手法,其实是变成你创作的一个手法,是这样的一个对接。而不是我要降低, 不是这个,已经在作品中涵盖的。

石青:因为这个作品呢,我是觉得,外界人第一反应是你们这帮艺术家又是把工人当材料,是吧,这是肯定的。

章清:所有人都会想到,这点是避免不了的

邵一:肯定避免不了。

章清:我是想通过刚才的手法出现很奇怪的东西,只是为了很奇怪的东西出现,所以要做。

石青:因为我是觉得这次不一样在哪,就是我不是认为艺术家做了什么,倒是真是触动了一些问题。包括工人的情绪,工人对你东西的改变,这种非常真实的冲突,这是这次展览最大的收获,倒不是艺术家做了什么。你要坐在工作室画个图,然后工作,你是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章清:艺术家自己整天躲在里面,工匠天天在这里,其实我们是把一个放大化,让很多人知道这个事,其实工地上天天发生这个事。

石青:其实我觉得这次,这些冲突才是这个展览最重要的东西,倒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和工人发生了什么。

章清:但是,我觉得工人还是有一些很好玩的,比如做他那个东西的时候,这个底座刚刚开始做,我说你们这来得及,“不用的,只要上去,一个小时就搞定”,真的一个小时就好了。然后他们,比如说,切割机,知道槽钢有这么大,他拿一个小切割机怎么切得动呢,切割机烧掉了,六百块钱没了,我操,跟我惦记了三十多遍。“六百块钱没了,我们做这个工程亏死了”,结帐的时候就一直啰嗦嘛。这东西其实一直存在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意思,我( )的时候,工人觉得挺好玩的,他们打了二十多分钟。在施工工地啊,我们有时候把它放大化再缩小,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这次还是太强势了,希望下次可以把这强势的概念转过来。

石青: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章清:那我不能告诉你(群笑)

姚梦溪:邵一之前的想法是想把“阿姨杯”那个场地做成“装修杯”的,但是因为当时空间没有搬迁,也就没有实施。一开始的想法是想在里面做些好玩的事情,把那个建筑本身变得比较特别。但是现在整个想法可能完全变了。

邵一:这个变化有,但是有些变化是很无奈的,有些变化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当时就在想,我们的装修工地很多嘛,我之所以选择上午和栖迟这种,因为它都跟艺术有关。上午就是一个空间,栖迟的话以后可能会做些展览、艺术展览、活动。如果我选择一个写字楼或者银行,当然也可以做,但不是很好玩。当时一开始最初在上午做的话,之所以会像你说的那个想法,是因为是一个艺术空间,艺术空间我们理解是个像白盒子一样的东西。那它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各个环节都会有很多施工痕迹在里面,很明显,最后呈现的是一个白盒子。 我当时的想法是在想,在施工的过程中产生的那几个东西, 艺术家怎么在施工过程中参与进去,然后做完了,这东西就没了。可能我们留下的是一段影像, 或者是一张照片,或者是声音,类似是这类的。但是后来碰到很多实际的问题,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一个,那种玩法其实是更多艺术家参与进去,那就显得很丰富。因为它杭州本地的艺术家不多,大家都挺忙的,参与的人不多,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艺术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待在工地,比如我来了一趟工地,很明显的,今天我来了工地,我回去了想想法,等到我想法出来以后,我都不知道它工地进度怎样,因为工地进度不会等你,我当时很像在墙里嵌些东西,放些东西进去,跟他们提过很多方案。后来发现等我想做的时候,已经外面都封好了,材料也没了。每次过来都会找一些很好玩的材料,说留着,下次来又没了。然后最后就变成现在这样子。后来是因为工人的参与叫他们一起来做,但最后那个我觉得还没有激发出来。这个其实也是很正常的。

石至莹:想问因为昨天开幕式工人也来嘛,来了就转了一圈。我一直在想,艺术家是把它当一回事,你们艺术家在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去注意,工人有没有把它当一回事,还是他们只是当作工作,做做好?也不是玩。

邵一:他们我觉得跟工人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们也觉得好玩,这时候他们的情绪会被调动起来。但是呢,你转眼他们又生活在现实当中,就是这里开始我们开幕了。

石至莹:就必须像李强一样,他天天在跟你们做做做,他自己也有这个意识。

邵一:其实差不多,李强跟这个工人差不多。只是说李强有些东西对这个做东西的理解,跟这边的工人,他们没有接触过。

章清:李强也是工人,只是工种不同,已经变了。

邵一:他的那个认识的那个对艺术品的认识更广一些,更理解一些。这些工人可能就不理解,“干嘛呢,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们在跟他们说,你要怎么怎么,你在施工当中,怎么是很好玩的,也挺好的。他也觉得是,挺好的。

蔡俊林:还有一点很吸引他们的是,我跟他们说,到时候会有很多人来看这个作品,这个也是对他们有一些吸引力。

邵一: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说,整个装修完了,整个建筑建起来了。像鲁师傅会出现,我的作品,这种。

蔡俊林:等会我请你们看一个隐藏的作品。

石青:我在微博上看到你们发师傅心情好不好,疲不疲惫。

邵一:我们这次实在是很匆忙的,其实这些东西都应该有个东西呈现在就比较好了。

石青:我是想你们以后还会不会这么做呢?现在这是第一个展览。

蔡俊林:也是要看整个反应啊,还是这种,也能够继续。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还是不一样的。展览以后近期的,平面设计师会做书的展,后面有美院三个工作室,影像的。

石青:邵一你呢你有什么计划?

邵一:我么,继续杯剧(群笑)。

石青:好悲壮啊,最后以悲壮的结局结尾了,杯剧下去。

2013年7月25日,上午10点30分
于杭州栖迟二楼书房


--

石至莹
1979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2009年,她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重要个展从太平洋─公海。她的作品参加过许多群展,包括2011年N分钟影像艺术节,上海;白兔十年,White Rabbit画廊,悉尼;DAS ICH IM ANDEREN,麦卡托基金会,埃森,德国;2010年双簧─中国当代艺术展2010,东大名创库,上海;百年女性中外女艺术家作品展,上海美术馆,上海;2010年个展天上•人间,空白空间,北京。艺术家目前工作和生活于上海。

王青
2007年,王青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了建筑学专业硕士。在建筑设计之外,王青还致力于交叉学科和学术活动。从美国返回上海之后,他继续和本土的设计师与艺术家持续他的研究。2011年春,王青在香港大学建筑学院上海学习中心开始教授城市主义建筑理论课程。2012年春,王青与合伙人在上海创立了弥利设计建筑事务所。

石青
1969年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近20年,现在居住上海。曾参加过的主要展览有: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大运河—戊戌365,威尼斯,意大利(2013);控制气候的剧场,石青个展,香格纳北京, 北京(2013),重新发电 - 第九届上海双年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2012);美国圣达菲双年展(2008),广州双年展(2005),布拉格双年展(2005),釜山双年展(2004)等。近期个展有: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石青个展, 香格纳H空间(2012); 无产阶级花鸟观,桃浦工作室,上海(2010);半途而废——石青个展,香格纳北京(2009);诸葛熊猫奇遇记——石青新作计划,香格纳F空间,上海(2007);电控制上海,比翼艺术空间,上海(2006)等。

章清
章清,1977年出生,现工作和生活在上海,是上海实验性艺术的重要艺术家之一。近期展览有:MOVE ON ASIA,亚洲录像艺术 2002-2012,ZKM 多媒体博物馆,德国(2013);cctv——章清个展,2011年格兰菲迪艺术家驻村项目,香格纳H空间,上海(2011);没有风景的房间,FREIES美术馆,德国(2010);别走得太快, 章清个展,香格纳北京,北京(2009);快城快客—第七届上海双年展(2008)等。

邵一
1967年生于杭州,他目前在杭州和上海两地生活和工作。和他同年代的人们一样,邵一眼见人们越来越形影单只,逐渐地与传统家庭生活脱离,住在匿名的公寓框框里,微行在超级市场和大型商场购物中,被压缩到一个只和电视及网络为友的虚拟世界。最近的展览包括龙时代 - 来自上海的当代艺术,RAUMA美术馆,芬兰(2012);脉冲反应:一个关于艺术实践的交流项目,时代美术馆,广东 (2012);低级景观——石青、邵一双人展, 香格纳H空间,上海(2010);资产阶级化了的无产阶级, 当代艺术展在松江, 松江创意工房, 上海(2009);走光,比翼艺术中心,上海(2008)。

长长的电台(邓吉贇, 金亚楠,张奕珅)
“长长的电台”是由艺术家邓吉贇,金亚楠,张奕珅在2013年发起的艺术项目。它的组织架构并非是一个有固定成员的艺术小组。它是松散的,开放的,无形的,甚至无明确目的与态度的。“长长的电台”会不定期地录制各类节目,在诸如优酷,Youtube,Viemo等一些大型视频网站上播放。


上海香格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西岸龙腾大道2555号10号楼

© Copyright 香格纳画廊 1996-2024
备案:沪ICP备2024043937号-1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12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