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988年，张培力完成了中国录像艺术第一批作品中的一件——“30 X 30”。“30 X 30”是一部全长两个小时的录像作品，展示了艺术家如何反复地打碎一面镜子，又将它重新拼凑起来，其中充满了冷静与显而易见的禅宗谬论——当时被称为灰色幽默，它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晚期中国现代艺术的典型作品，还代表着早期中国录像艺术的主要特征。固定的机位，无休止的长镜头，强调了图像或表演的荒谬与古怪，张培力晚期作品典型的录像装置媒介成为直至90年代中期为止中国录像艺术的主要特点。自1988年以来，已经过去了15年，如今的中国录像艺术与中国社会一样丰富多彩。继张培力之后，王工新、王建伟、陈劭雄、胡洁明、李永兵、梁聚汇、宋东、邱之杰、吴文广、徐谈、严磊、朱嘉和冯梦波属于第一批在中国尝试录像和新媒体的艺术家。张培力，曾经的先驱者，现在则更倾向于学术性，仍然寻求着如何创造一种通用的视觉语言，如何设定美学与技术标准。在相对年轻的中国录像艺术领域中，出现这样的学院派风格，能够为勇于尝试的年轻一代提供必要的支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技术设备与信息越来越容易获得，录像已经成为中国年轻艺术家们的主要表达方式。在录像、电影与其它新兴媒体领域中开展主要实验的年轻一代已经出现在都市中心，尤其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些年轻艺术家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例如：曹斐、蒋志、靳江波、陆春生、施勇、翁奋、徐震、杨福东、杨振忠、郑国谷等人，他们不仅在中国艺术界立即得到了认可，还在相当快的时间里，在国际艺术界获得了成功。自90年代晚期以来，中国艺术家的录像和多媒体艺术作品被选送无数国际录像艺术节，也在许多高级别的展览中参展，例如1997年的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大展（冯梦波、王建伟）、第十一届文献大展（2002年）（冯梦波、杨福东）与第五十届威尼斯双年展（2003年）（曹斐、陈劭雄、顾得新、蒋志、梁聚汇、杨福东、杨振忠、张培理、朱嘉等）。

Haudenschild收藏机构是第一家关注中国摄影艺术与录像艺术的收藏机构，因此也见证了这些媒体的重要性。这次展览主要展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在中国南方城市中心上海和广州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作品。的确，这一代艺术家对媒体录像的巨大兴趣无法简单地解释为技术设备与知识可获得性的不断提高。
 
录像艺术（摄影艺术也有所类似）在快速过渡的社会中变得成熟，其中变化的无常使个人生活的前景似乎完全无法预料，而无所不在的媒体在感知真实与虚构时扮演着重要角色，可能是最充足、最直接的媒体，不仅捕捉着个人生活、都市环境与社会势不可挡的变革，还传达着大多数年轻人所感知到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杨福东将这些感觉描述成为与生活的距离，无论在概念上还是美学层面上，这一点在他同时代人的录像与电影作品中都十分明显。疏远与领悟是主要题旨，而掌握现实、把握瞬息万变的生活，是希望将艺术融入生活，或将艺术视作“生活的副产品”。在美学层面上，这种距离产生了这一代艺术家所特有的、诗意而忧郁的心境与幽默。

杨福东（1971年）毕业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在1998年移居上海。所谓的文人短片，以及上海20世纪初期充满小资情调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与月份牌，对杨来说都是重要的参考。他带有强烈叙述风格的录像、电影和摄影系列作品可以被理解成冷漠都市人生活的寓言。这些叙述有时在高层公寓与写字楼中展开，这些是中国大都市中新兴中产阶级（所谓的“白领”）的典型环境，就像这次展览中的两件作品“城市之光”和“蜜”一样；有时在传统中国园林与中国人文景观的梦幻怀旧气氛中，例如“苏晓晓”（2001年）、“今晚的月亮”（2000年）与“留兰”（2003年）。“城市之光”（2000年，片长6分钟，彩色）叙述了这样一个白领的生活，表演着预先设定的日常生活，有时感觉像站在他身旁，与他孤独而平凡的现代生活梦想单独相处。他持伞传伞的刻板形式在整个录像中始终发生。“蜜”（2003年，彩色）让人想起不祥的特务故事，同样设定在大都市中高层建筑的公寓和后院中。一位普通年轻女孩的形象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或在穿着毛泽东时代的服装、目光空洞、小心翼翼的男人中间，始终出现在这段录像中。对她身体和服装的特写镜头也许暗示着角色之间的关系本质。但杨所叙述的那个故事永不明朗，仅仅通过永远无法实现的怀疑来暗示着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动。即便杨福东的作品带着强烈的叙述性意味，它们所表达的讯息始终不明确。更恰当的说法是，杨创造出了影射图像的线索，通过声音和文字进行强调，让观看者独处于被他称为“抽象影像”的大量含糊影射。根据杨的定义，“抽象影像”可以传达出个人模糊不清的感觉，造成感知的转化。

感知的转化也是同样居住上海的杨振忠的关注点。杨（1968年）1993年毕业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于1995年开始从事录像和摄影艺术。与其说他的方式是叙述性的，不如说是暗喻性的。他的录像作品常常源自于诙谐的创意，运用图像的重复与声音、语言和影像的韵律协调。“922颗米”（2000年，片长8分钟，彩色）播放着一只公鸡和一只小鸡啄米的图像进行互动，

配音是男女声在数着啄米的数量。“我吹”（2003年，紧急区，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同样来自于两个图像的相互作用：正在吹气的年轻女人和繁忙的街道。每当女人吹气时，街道的形象就会从观看者眼前隐去。交通的节奏与感知的角度随着女人的呼吸而变换着韵律。杨充满趣味的录像作品可以被称为视觉反映。就像在他的作品“我会死的”（2000年）中，个人感知与体验是感知转化的起点，正如杨所指出的：“有时我觉得，如果可以在特定层面上处理个人体验，它就会成为普遍存在的体验。（……）这并不是说我认为理论毫不重要，实际上艺术也并非如此重要，它们都是生活的副产品。”

来自广州的陈劭雄（196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他是中国录像艺术的先驱者之一。在他这里，将艺术带回到生活中或将艺术看作是生活的副产品这一概念表现出了更激进、更颠覆性的姿态。和其他先锋派的广东艺术家们一起，对他而言，影射图像的创造并不重要。作为被侯汉儒称为“都市游击队”的大尾象工作小组的成员，陈在都市环境中搜寻着直接的互动。对现实的感知又一次成为艺术家的关注点。陈的“五小时”（1993年）等早期表演录像作品、“视线调整者”（1996年）等分画面录像装置作品以及《街道》（1997年至今）等三维摄影拼贴作品系列，往往根据快速变化的都市环境等外部条件，将感知表达为概念性的构造。《画样反恐》（2003年，紧急区，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也是这次展览中参展的作品，它是陈劭雄对全球反恐活动的回答。由计算机生成的录像装置作品包括一块棋盘——飞机和建筑物的图像——和两个录像投影片，展示着南方大都市广州的高层建筑如何采用不同方式避免飞机的冲击。陈的作品不仅是对当前事件的诙谐评论，也是对911事件后对于都市环境如何改变的感知反映。在更广义的层次上，陈的作品探索着过去只会被认为是虚构的真实事件如何产生实时性的影像，如何重新定义感知的限制。在这些重新定义的限制内。录像可以作为真实世界的延续。